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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的母亲

2021-03-08 14:17:10 来源： 南通网

□祖丁远

一

母亲沈思芳，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慈母的一生饱尝甜酸苦辣，然而她总是以顽强的毅力战胜命运之神的摆布，坚强地挺了过来。

母亲出生在崇明候家镇南二条竖河一个农村富裕之家，当时府中男女佣人、奶妈十多个，外祖父母只生育了两个女儿，家道殷实，却没有让大姨妈和母亲上学读书，而且姐妹俩的双足六岁时就被缠成三寸金莲。

因家中无男儿，外祖父去世入殓时，族宗辈为争夺家产，连棺材盖子都被抢走，房屋、土地等更是被抢窃一空，为此，外祖母一直诉讼打官司，被弄得无处安生，最后冻死在野外。

母亲虚龄17岁时与大她两岁的祖庆馀成婚。父亲是同父异母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三位兄长都各自成家，另立门户，有了职业。当时，祖父在崇明外沙买下近万亩未开垦的地，就是后来的启东东沙。祖父为了每年两次来沙地收租有个落脚点，就在启东东黄仓镇租赁了一间商铺，开了个银匠店乾元银楼，作为来沙地收租的住宿点。后来，让在崇明读书的小儿子去城桥镇一家商店当学徒三年，然后赴启东做生意。

为了经营祖传的乾元银楼，父母亲刚生下大哥瑞龙后不久，就把祖家老宅上分到的房屋、田地悉数抵押给大伯父，举家迁到东黄仓镇守店居住。

岂料，来到启东后，大哥刚满三岁，突发怪病（俗称“惊风”），连续几天高热，烧坏了脑子，上学几年成绩不好，被学校劝退。偏巧在这痛楚不堪的几年里，母亲又接连生养了两个女孩，而父亲盼着母亲能生个聪明识字的男孩，为祖家传宗接代。那段时间里，父亲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当时，街坊邻居的议论和家庭的紧张气氛，让母亲跌进了生命的低谷。

二

我出生那年，母亲已经37岁。笼罩在我家多少年的阴云似乎散去了，但是，又添加了一张口，加上我出生后，经常生病，三日两头求医服药，贫困的日子更不好过。

那时战乱频繁，土匪海盗经常出没于东黄仓镇白港口，工匠加工成的银首饰没有了销路，生意很不景气。于是，父母亲商定在店门口摆个杂货摊，经营日用小商品，却生意清淡，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937年农历正月初，父亲因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患上了伤寒症，虽不断请医服药，正月十五元宵节，欢欢喜喜和全家人吃了一碗多加猪油的馄饨，第二天清晨，父亲丢下我们孤儿寡母撒手西归。那年，父亲还不满45周岁。

父亲英年早逝，对母亲是有生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母亲在崇明老家办完父亲的丧事，返回启东。家中失去了顶梁柱，重担全都落在母亲瘦削的肩膀上，真是举步维艰。然而，母亲依靠坚韧的承受力，挺过了这一关。一家人擦干眼泪，仍然靠经营小生意及纺纱织布度日。母亲带着大姐，日夜纺纱织布，二姐负责守摊售货，大哥靠为街坊邻居担水、推小车得到些钱，贴补家用。母亲还在镇西市梢约半里路买了250步熟地，学着种植玉米、黄豆之类。

三

1947年，在长江水冲击下，土地已坍塌到我家后院篱笆边了。这年冬令时节，母亲请表弟用船帮我们搬回崇明老家。

母亲实现了把30多年前抵押给大伯父的房屋田地赎回来的愿望。那年，母亲52岁。

自此以后，我家由买粮买菜生活的市镇居民，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要靠耕田种地来过日子。农忙播种时，母亲雇用一两个农工翻地、挑担、指导下种，自己跟着耕田点种。

开始两年遭水淹歉收，母亲不气馁，带领全家人披星戴月改良土壤，为低地开沟排水、播种，改良棉花种子，终于连续几年获得了棉花好收成，换来了粮食、肥料，扩大了种植面积。

四

互助组、合作社、公社化后，每天的劳动集体安排了。那时，母亲已近60岁。冬耕夏锄，春播秋收，劳动负荷更大了，但“三寸金莲”的母亲从不歇工。

母亲70岁以后，和我师范学校停办下放的妻子一起，成了人民公社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社员，一天得四五个工分，一年辛苦下来，却换不回口粮钱。如遇上个头疼脑热的，也不舍得停工，更无钱买药，硬挺着也就过去了。母亲总坚信，要活命，只有“做做吃吃”，这样做一天活一天，苦苦挣扎着活了下来。

母亲从在人民公社里挣工分到后来分田到户，一直坚持种地到90岁高龄，直到95岁了，才愿意离开崇明老家，来到南通与儿孙们团聚。

那时，一家五口人居住在东大街两间简易旧平房里，母亲不仅帮助整理家务，还为上班上学的儿孙们烧菜做饭，她先是学会了在煤球炉灶上烧饭煮菜，后来又学会用电饭煲做饭，她像几十年前学纺纱织布、耕地下种一样，又学会了现代炊具的使用。

1992年，东大街危房拆迁，母亲随儿孙们租住郊区民房。1994年6月，母亲过完百岁生日，同我们一起离开出租房，迁入望江楼新居。

她站在4楼阳台上，俯瞰四周，看到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欣喜地说：“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活到一百岁，住进新楼房呀！”母亲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里，母亲经历了看电视、听收音机等现代化生活，经历了玄孙喊她“老太太”时，露出的最为幸福的笑容。

五

102岁的母亲行走自如，生活自理。

让我终生遗憾负疚的是，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天里，我没有始终留守在她老人家身旁。

1996年9月3日早上，和往日没有任何异样，母亲和我们一起幸福地吃早饭，哪知这是我和母亲吃的最后一顿早饭。那天上午，我离家去苏南某小镇参加会期三天的杂文笔会。

当天下午，母亲突然发热呕吐，妻儿立即将母亲送去附院治疗，但一直高烧不降。6日上午，我连家都没回，直奔医院守候。

我自此始终陪护在母亲身旁，那时母亲已双目紧闭，不能说话，听到我的呼唤声，勉强睁开眼睛笑着点了点头。7日中午12点整，母亲含笑安详而去。

直到现在，母亲的照片和骨灰盒，依然存放在我的书橱里，我每天都能看到慈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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