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主义真——读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

□陈亮

为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遭到反动当局逮捕，为此，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近三个月后，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当李大钊闻听陈独秀被释放，特别高兴，写下了《欢迎独秀出狱》。

这首诗热情赞扬了陈独秀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抒发了李大钊等师生对陈独秀获释的喜悦之情，更表达了他追求真理、冲破强权黑暗统治的信心和决心。在诗歌形式上采用了通俗易懂的白话和相对自由的新诗体，宛如和煦的春风，既清新自然，又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细细品味这首诗，深切感到在黑暗和觉醒的年代里，革命先驱者的高尚人生追求、博大家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

一是对真理的无比渴望。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山河破碎，民不聊生。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中国仍然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反动政府依靠强权剥削压迫人民，镇压反抗的民众。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开始了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有力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新思想潮流的闸门，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的新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是否是救国救民的真理？俄国革命能否在中国复制？引起了知识界广泛的争论。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在中国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北大教授积极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之中。他们利用《每周评论》作为思想舆论阵地，李大钊以“孤松”、陈独秀以“只眼”为笔名，发表多篇文章，报道学生运动的起因、进程，批评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维护反动统治的可耻行径，引导社会舆论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由此可见，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成了当时学界思想的旗帜与真理的化身。陈独秀被捕，社会各界不仅担心他的生命安危，更担心思想的火焰和真理的光芒熄灭。因此，李大钊等组织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在陈独秀被捕98天后，反动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决定释放陈独秀。李大钊用“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的反复咏唱，表达了师生们的无比喜悦之情。“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更表达了进步师生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渴望和对坚持真理的思想者的无比敬仰。

二是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当年在北京流传着一首嵌名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李大钊与陈独秀相识于1914年夏天，1917年陈独秀应聘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1918年2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二人开始共事，不久李大钊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从而逐步形成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容。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开始了他们并肩战斗的新征程。共同的理想追求、合作共事的特殊经历，以及各自高尚的品德修养，使他们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时时关心着对方安危。当得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而被捕时，李大钊深深自责，然后又组织设法营救，主张凡是想到的办法都可以一试，并安排联络上海、南京、保定、长沙等地报馆刊登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提出抗议，要求释放陈独秀，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

在闻听陈独秀将获释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当场表示要亲自到监狱门口迎接他，随后又写下了这首诗。在这首诗中，李大钊不仅对革命战友陈独秀追求真理的不屈精神高度赞扬，同时，在李大钊看来，《每周评论》少了陈独秀就是“丧失了光明，减了价值”。李大钊更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虽然《每周评论》被查封了，但“有许多的好青年”接受了新思想，他们“好像花草的种子，被吹散在遍地”，必将漫山遍野地茁壮成长。更“有许多的好青年”学会了“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从容与顽强，他们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为追求真理，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李大钊直接把陈独秀的诗句引用到诗中，也反映了这些诗句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和他对陈独秀思想的高度认同和赞赏。

三是对国家的无私精神。李大钊说过，“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李大钊被捕前，他拒绝了来自各界的善意劝告，拒绝南下避难。入狱后，他无怨无悔，拒绝党组织的冒险营救，避免了其他同志的牺牲。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慷慨赴死，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热情支持鼓励每个进步青年，把自己的工资收入用作办报经费，还用来资助贫困学生，自己却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以至于蔡元培校长得知后，吩咐学校财务在每月发工资时，先把他的生活费扣下来交给他夫人。其实，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接受上，他和陈独秀有先后之别。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分歧。李大钊和陈独秀经常交流思想，他多么希望这位“五四运动总司令”能早日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知道，一旦陈独秀信奉了马克思主义，凭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加迅速的传播。从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到“相约建党”，他们经常争论不休，有时甚至不欢而散，但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私利，他们追求的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始终是好同事、好战友。陈独秀被捕后，把监狱当成了研究室，废寝忘食学习琢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李大钊所说，监狱的铁窗可以隔离任何东西，唯有思想是隔离不了的。甚至当狱警告诉他可以出狱的消息时，陈独秀无动于衷，仍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可见，为了追求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已不在话下了。最后，竟然在狱警的苦苦哀求下，他才停止了手中的笔，昂然出狱。表现了一个思想者、革命者的傲骨正气和无私无畏的精神品质。

这首《欢迎独秀出狱》，我读了许多遍，也抄了许多遍，每次诵读都感到一种无比的温暖和力量，心中油然升起对革命先驱和真理的敬仰。对他们而言，别的都不重要，只有真理最重要。这又让我想起共产党员夏明翰在就义时写下的一首气壮山河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