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波

　　1954年7月,我接到海安胡集初中新生录取通知书，真是又喜又忧。

　　喜的是我一个文盲家族的穷小子,是瓦甸小学唯一被录取的应届生,也是墩头乡墩北村新中国第一个中学生。忧的是面对天灾人祸我能否完成这份学业。6月，连降特大暴雨，河满溢田，田河不分，一片汪洋。稻禾全都葬身水底，低洼的里下河水乡露出它可怕的一面。那时我爸去世不久，寡母领着我和三个小妹本就举步维艰，遇上洪灾更是雪上加霜。

　　妈妈卖掉几箩筐麦子，凑足了费用，让我准时报到。入学后我被分在一戊班，遇上了班主任孟庆云恩师，获得学费减免和二等助学金，每月七元的伙食费只要交三元八角。

　　光阴荏苒，三个学期过去了。1956年春节后，妈妈再也拿不出钱供我上学了。一年半内，她卖掉方桌、木桶、衣箱，坛坛罐罐，凡是有人要的都变卖了。剩下五个人一张床，家徒四壁，食不果腹。妈妈东讨西借，太难了，开学的日子过了，期中考试都过了，我也不提上学的事了。

　　一天上午我在埋头看书。“常青波！”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我慌忙站起身，条件反射叫了声：“孟老师！”泪水模糊了双眼，木讷地跟在恩师身边。记得他双手搭在背后，环顾了一番，缓步走向土灶，揭开锅盖，一锅冰冷无物，另一锅锈迹斑斑。他又转身走向唯一的容器：笆斗大小的陶罐，弯腰伸手探摸，空无粒粮。“你妈妈呢？”恩师问。“带着我妹去草荒地挖百合了。”我回答。恩师深深叹了口气，温柔地对我说：“学习不能半途而废，没有知识将来会更加困难。你的学习成绩很好，没钱也要上学校来，我们想办法帮助解决。”语重心长的话语，让我重新回到了学校，助学金提高到每月四元八角，也没叫我补交书本费、住宿费。后来知道这两项费用是不可少的，我意识到一定是恩师帮我交上了。

　　我家距胡中约40华里，步行一趟需3个小时。恩师走访我家用的什么交通工具？是怎么过的独木桥？中午又在哪里歇脚吃饭？已成千古之谜。

　　1957年夏我考进如皋师范，离开了受教近三年的恩师。毕业后我以恩师为榜样，工作40年，敬业爱生。改革开放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干。我两个儿子分别是中国的高级工程师、美国的高级设计师。三个孙辈也已成长读书、就业。

　　饮水思源，没有恩师64年前的那次走访,我一个“可教育好子女”铁定一辈子耕田耙地。恩师一直在我心中。上世纪70年代，我开始四处打听恩师的信息，得到的噩耗让我如雷劈顶：恩师已于1968年含冤离世。无处报师恩，内疚、自责、百感交集，经常失眠。退休后我决心寻找恩师的后代。十多年来一无所获。直到去年秋，应我所托的大公镇教育办公室周祥主任电告我两条信息：恩师是东台市人，有个儿子在海安农行系统工作过。今年4月我终于联系上了已退休5年的孟希汉同志。

　　5月7日,我和儿子来到了东台市富安镇孟庄村九组恩师的故居，实现了与恩师五双儿女的聚会。面对恩师遗像，献上万元礼包，默哀致礼，那银光闪亮的眼镜，那和蔼慈祥的音容，让我回到恩师膝下受教的日子，我潸然泪下。我来迟了，迟了半个世纪又两年。

　　在恩师长子希文兄弟带领下，来到一片桑园，桑树葱绿，翠柏挺拔，树冠下是恩师、师母的墓地。面对墓碑我双膝跪地，合掌叩首，祷告恩师：学生看您来了！您的一次家访改变了我家几代人的命运！如果有来世望您还要收我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