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6000年前的青墩点亮第一缕曙光，南通文化在江海大地上历经沧桑，一路向前，在百多年前创造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进而在当代开枝散叶，形成风格独特的江海文化。然而，长久以来，却没有一部系统的南通文化史来与之对应。

如今，有一部专著破局而出，填补了南通文化史的空白。江苏文脉工程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成果——《江苏地方文化史·南通卷》，历时6年编撰完成，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新书问世之际，记者专访了项目首席专家、该书主编、南通大学文学院院长、张謇研究院院长钱荣贵教授，聆听他畅谈这一著作的特色与创新之处，提前探寻有关南通文化史的隐藏“彩蛋”。

周密论证，首次揭示南通文化独特性

“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南通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史，也是第一次将南通文化放在中华文明史的范畴内作出界定。”钱荣贵说，“我们通过深入研究和严谨分析，提出南通文化在五个方面所展现的独特历史地位。这些是得到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

这五个方面，一是青墩文化，其丰富的内涵，使之成为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的重要代表；二是海盐文化，南通始终走在煮海积盐的最前沿，自西汉以来始终是江淮地区海盐生产的“排头兵”；三是纺织文化，南通从古代的土布重要产地演变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重镇；四是教育文化，张謇先生创办或参与创办的370多所学校奠定了南通教育的厚实基础，成为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典范；五是城市文化，近代南通在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创下多个中国第一，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对于张謇在南通文化史上的地位，钱荣贵认为，张謇先生开创了南通近代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解析上述五个方面，纺织文化、教育文化和城市文化，张謇是毫无疑问必须重点研究的。而在海盐文化方面，张謇在吕四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并在沿海垦牧的进程中推动废灶兴垦，同样值得关注。对于研究张謇的成果如何运用到本书中，编写者做了一番考量。既要突出张謇先生在南通文化史上的分量，同时也注意兼顾其他的人物和事件，不要让人感觉到“南通只有张謇”。

谈到南通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钱荣贵认为有三点：五方杂处赋予南通文化多元融合的移民特征、滨江临海赋予南通文化浓烈的江风海韵、西方文明传入赋予南通近代文化中西合璧的亮丽底色。

综观《江苏地方文化史·南通卷》，该书分为南通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南通文化的历史风貌上下两编。上编为通史、下编为专史，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南通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特征内涵。钱荣贵教授负责全书框架的搭建，并撰写了3万余字的绪论。“这部作者规模较大，读者如果没有时间读完全书，看看这3万字，基本上也能对南通文化史有个大致的了解。”钱荣贵给出了这部书的阅读指南。

锤炼精品，推动地方文史研究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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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自2016年启动以来，历时6年完成。文字经过10余次修改完善、5次校对，才形成最终56万字的定稿。”钱荣贵告诉记者，组织编纂南通文化史是一项繁重的系统工程，其过程充满挑战。

南通大部分区域成陆时间较晚，史料遗存不多，研究也不成体系。挖掘梳理这部南通文化史，比省内兄弟城市要吃力得多。

为了完成好编撰工作，项目组汇聚了20多位专家学者，老中青兼备，倾注心血，合力为南通文化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除了立足于文献研究，编写过程中，项目组成员们多次走访全市各县（市、区），展开“田野考察”，与当地宣传部、社科联等部门联系，收集地方文献资料，并邀请地方文史研究者进行座谈交流，让文字扎根现实，有理有据。

“书中看似简单的一张图，或者一处细节，每一个都是费了几番周折才得到的。有的稿件不符合整体要求，就推倒重来，甚至换人重写。我们坚持这种专业、严谨的态度，就是力争让这本书不留遗憾，或少留遗憾，出一部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钱荣贵表示。

这次合作的另一个成果，就是形成了一支地方文史研究队伍，培养了一批文史学者，为今后编纂南通通史、南通文库等大型文化工程进行了人才储备。

贴近读者，让老百姓读懂家乡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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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江苏地方文化史·南通卷》下编篇幅规模更大，在专题选取上也很丰富，注重贴近百姓生活、体现风俗民情，这也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和代入感。

“这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到在风格上更接地气，让南通市民或关注南通文化的人都能开卷有益。”钱荣贵如是说。

课题组还通过对史料作详尽考证，发现了南通文化史的崭新线索，让这些研究成果鲜活地呈现在书中。

南通文化从6000年前写起，那么这之前的南通是什么样子？站在宏观角度探究南通市境的地理变迁，书中刻画了这样一处细节，“距今约2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受冰期影响，全球冰盖扩张，气温降低，海平面下降，今海岸线以东至海平面以下约120米的大陆架，均为陆地。……冰期以后，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陆地渐为海水侵没。”这表明，彼时从南通出发，在陆地上一路向东，可行至日本宫古海峡。此为新近地质学研究的成果，亦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再如，有关“扶海洲”“胡逗洲”等的形成及并接大陆的过程，自古以来有诸多观点和零星记载，但都没有具体实证。本书则将市境古树分布作为参照和互证视野，找到了南通成陆的时间线。根据21世纪初南通市绿化管理办公室、南通市林业局在古树名木普查时形成的“南通市成陆过程中古树分布区域示意图”，发现南通地区古树与成陆史呈一致性，而且界限分明，并得出结论，“古树的分布图线，就是南通地区成陆史的示意图”。

关于春秋时期的“郧”是否在海安的问题求证，则体现了本书作者对史家不虚美、不隐恶传统的秉持。当代一些研究南通地方历史的著作以及地方志，大多把公元前483年鲁卫宋三国的会盟地“郧”，定位于今海安市立发（现属海安市城东镇），且将春秋鲁卫宋会盟于郧（立发）列为南通市重要历史事件，现代出版的辞书对于“郧”地的地望也列出了相应说法。本书作者通过周密考证，认为此说缺少明清以前典籍的支撑，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就否定了“郧在海安立发说”，他认为当地“僻在江海之隅，方春秋时，为轮蹄之所不至，必非会盟之所”。而当代的地下考古挖掘，未见春秋战国至秦代的文化层，更印证了“海安立发为春秋时期鲁卫宋三国会盟地郧的观点，缺少力证，不足采信”的结论。

“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一个启发，很多古代南通地方志没有得到有效整理，还都是线装书、木刻版、繁体字，养在深闺人未识，老百姓也无从读起。”钱荣贵表示，“南通地方文化研究和建设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准备致力于南通旧志整理工作，让南通历史走近百姓身边，让更多人看到、读懂。”

让我们共同期待首部南通文化史的问世。

本报记者张坚 杨镇潇 朱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