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一卉
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结号。要高质量地完成这一件大的历史使命，既需要实践层面的力量与心血，也离不开学术层面的智慧与贡献。日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市“三农”研究学者葛志华的《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全书30多万字，著名学者、中央党校副校长龚维斌作序。昨天，本报记者对葛志华进行了专访。
▶▶耗时十个春秋担负起历史责任
记者：据我所知，你自1985年师从祁龙威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以来，一直在观察、追踪和研究现代化与“三农”课题，先后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了6部著作与4部文集，有的书还出了外文版，并多次获得各类奖项，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影响。您又是一位机关干部，在多个地方与岗位担任领导职务，承担繁重的行政事务，为什么还要耗时十个春秋，撰写这部30多万字的著作？
葛志华：我是一名党政机关干部，既没有评职称的动力，也没有做课题的压力，从事学术研究纯属自套枷锁，自讨苦吃。但这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冲动，而是一份责任担当，一种“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内在自觉。这份担当与自觉，半是来自时代的呼喊，半是源自社科工作者的责任。
就时代呼喊而言，我们身逢现代化进行时，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气息与变化。十年前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我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与“四化同步”的路线图。五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刚刚闭幕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结号。三届党代会既一脉相承，又不断超越，奏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交响曲。这样的时空背景赋予现代化与农民这一课题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时代魅力，其理论性与实践性、重要性与紧迫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时代的呼喊就是最迫切的期待，也是社会科学最好的课题。
就社科工作者的责任而言，法国著名学者H.孟德拉斯在其代表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重要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农民人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农民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还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兴衰成败。因此，对躬逢其盛的社科工作者而言，H.孟德拉斯的这句话昭示着一种特殊的意义，更是一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没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就无法标出历史坐标;没有一定的周期，就看不出现代化的演变轨迹。因此，十年时间看起来十分漫长，也只是现代化的“切片”而已。这或许就是“十年磨一剑”的由来。
▶▶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记者：你这个书名有点耐人寻味，把农民分为传统农民与新型农民，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葛志华：从中文字面来讲，农民就是农民，并无身份与职业、传统与新型的区别，只能在农民一词前加修饰语，以示区分。但在英语世界中，传统小农与新型农民却是两个不同的词语，peasant和farmer都可译作农民，但两者表达的词义是不一样的。一个强调身份卑贱与依附性，一个标明社会职业。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采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既毁灭了作为“历史弃子”与现代化初民的农民（peasant），又催生了作为“时代宠儿”与现代社会公民的农民（farmer）。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由传统小农脱胎为新型农民的过程。由“历史弃子”蜕变为“时代宠儿”的过程，由“现代化初民”转变为现代公民的过程。
传统农民与新型农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群体。两者的来源、内涵、所处的时代有质的区别。传统农民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既有吃苦耐劳、精打细算等优良传统，又有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等基本特征，具有先赋性、身份性、分散性等胎记，是传统农业的微观主体，但传统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又与工业文明格格不入，注定会成为“历史弃子”。新型农民则是以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职业群体，有较强的市场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具有自致性、职业性、组织性等特征，是现代农业的从业者与国家粮食安全的供给者，注定会成为“时代宠儿”。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既不能套用英法等国用“圈地运动”合法地消灭农民，也不能借用拉美做法，把贫困的农民平移到城市的“贫民窟”，而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在“四化同步”的历史进程中，既要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又要把小农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协调推进农民非农化、职业化、组织化与公民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记者：我发现该书中专门有章节论述“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既“化人”又“化物”，那么，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有何异同？
葛志华：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工业化与城市的互动是其基本演进方式。现代化又是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大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不同，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颠覆性的社会变迁，其核心内容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大体涵盖了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方面的民主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价值观念上的理性化及其互动过程。因此，现代化并不是一张支离破碎的“时代拼图”，也不是一组经济发展数据，或是由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绿茵广场等元素组成的历史场景，而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素质提高于一体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性渐渐淡去，现代性开枝散叶，农业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
从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从17世纪到19世纪形成于西欧与北美，而后扩散到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鸦片战争后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漩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启了现代化新征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进入了快车道，继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正昂首阔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现代化有“先发内生”“后发外生”等不同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又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从多方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我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即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既“化物”又“化人”，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与特色。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简单地延续我国文化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翻版”，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再版”，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创造的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既遵循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彰显了中国特色；既符合现代化世界大势，体现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经过现代化洗礼“三农”将呈现新气象
记者：你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研究“三农”已三十多年，有什么体会？
葛志华：“三农”问题广泛地根植于现实土壤之中，看得见摸得着，既深奥又浅显，几乎每个人都能议论一二；但三农问题之复杂、牵涉领域之广泛、关联的历史之繁琐，又是其他学科所罕见的，用深不可测来形容也不过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又极不平衡，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交汇中，充满着不确定性与易变性。一种现象往往会掩盖另一种现象，不进行具体比较分析，又容易以偏概全，难以透过现象看本质。
“三农”问题既重要又紧迫。“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难中之难”，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不解决，现代化就会一波三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进行时，几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不解决“三农”问题，不加快农民转型发展，不仅“四化同步”失去基础支撑，而且社会也难以稳定发展，用燃眉之急来形容也不过分。
记者：如何从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农情出发，推进农民的转型发展？
葛志华：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基本农情，我们既要有历史的耐心，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旋律，稳妥推进农民转型；又要有时代的紧迫感，多管齐下，加快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的背景下，伴随着农业的小比例化、发展方式转变、功能的多样化、外部环境的变化等新常态，我国农民将全面呈现非农化、职业化、组织化、公民化的发展趋势。
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我国的“三农”将会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农业不再是夕阳西下的产业，而是富有竞争力的三产融合的产业；农民不再是低贱的社会身份，或是没有就业的代名词，而会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农村不再是贫穷落后的代称，而会成为宜居宜业的家园，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