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华
我的父亲陈彬是一个有着18年军旅生涯的革命军人。1964年转业地方工作，任如东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6月离休。
父亲是1999年7月23日去世的，那天上午，我去长沙镇考察干部。忙完上午的工作，刚开始吃饭，就接到哥哥的电话：父亲病危。我放下饭碗，急忙往家赶，到家时，父亲已闭上了双眼。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25年了，但他的点点滴滴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他那平凡而又闪光的精神品格还在不断地激励着我。
父亲是一个从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过来的人。
父亲1945年6月就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过花园乡滩南村村主任、乡民兵游击队队长、花园乡乡长。1947年10月大参军运动中，带领乡里十多名青年加入三野，参加了淮海战役。接着参加了攻打土山、解放掘港的战斗。此后参加过解放南京、上海等城市的战斗。部队一路南下，一直打到福建厦门。在福建参加剿匪战斗，并进行渡海作战训练。
小时候，父亲常给我们讲他在地方和部队的战斗故事。他说，那时候都是头拎在手上过的日子，有几次遇险，差点就光荣了。1946年2月的一天下午，他和乡里的几个干部在一个乱坟场开会，被滩河口据点下乡扫荡的敌人发现，他们急忙分头撤退。几个敌人紧追父亲，他一边还击，一边奔跑，情急之下跳入冰冷的河水中。那天，父亲接连游过了三条河，才甩开了敌人。趁着夜幕，躲进一户老乡家里，老乡帮他烘干了衣服，并烫了一壶米酒，父亲才缓过来。
驻扎厦门期间，一天，父亲去师部领取部队给养，在回团部途中的一座山上，遇到了蒋军残匪，敌人企图夺取装有经费的公文包。他边打边往团部方向撤，还没到团部，子弹就打光了。多亏战友听到枪声，迅速前来接应，才得以脱险。
父亲生前被头痛病折磨多年，医院也没有查出原因，直到他去世后，我们在他的骨灰里，发现了两粒小弹。
父亲是一个对党忠诚、胸有格局的人。
父亲在地方工作时，盘踞在滩河口的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悬赏缉拿他。家里人非常担心，要他出去躲一躲。在大姑妈的帮助下，他去上海的一个老乡那里避难27天。参军入伍后，他把这一节记入档案的自传里。1955年肃反运动中，部队对这一节进行审查，不问青红皂白，先把父亲关押起来。那时正逢中央军委第一次授衔，透过关押室的小窗，看到窗外战友们穿上新军装，佩戴军衔的骄傲与兴奋，父亲十分沮丧。那时母亲患上严重的红痢疾，哥哥又出生不久，寄养在一户老乡家里，一家人分成了三地。母亲生命垂危时，父亲被两个战士押送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病房里，他们没有一句话，只有流不尽的泪水。后来，母亲在老战友缪宏道的悉心照料下，又活了过来，父亲也在部队内审外调几个月后，宣布了清白，补授大尉军衔。这几个月是父母最难熬、最伤心的日子，也是我们家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记得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这一段时，总是泪流满面，而父亲对组织从没有说过半句怨言。
1964年，父亲转业到县财办工作，母亲、哥、姐和我四人也随之转至地方安置。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城镇人口，动员下放，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把母亲及我们下放至河口老家，母亲又扛起了锄头。1985年，我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后，发现与父亲同期的转业干部，家属子女都没有下放。我十分不解，问父亲，他说：“我知道好多人都没有下去，但国家有困难，理当体谅。再说与我一起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还能拿这么多工资，也知足了。”
父亲是一个心地善良、心存感恩的人。
父亲对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也是入党介绍人叶西如、陈炳山以及在落难时期帮助我们家、后来复员回乡的老战友缪宏道，一直念兹在兹，传统节日都要上门嘘寒问暖，有困难都尽力帮助。
父亲12岁那年，我奶奶就去世了。大姑妈比父亲大18岁，虽然出嫁了还是主动担起了母亲的责任，拉扯着娘家的小弟弟。对父亲而言，他的大姐恩重如母。父亲每次从单位回家，都要骑上十多里路的自行车，去看望他的大姐。
外婆唯一的儿子早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父亲对烈属加岳母的外婆孝顺有加。每年都要带外婆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买了好菜，都是亲自烧好后，要我和弟弟送到住在沿南的外婆家。有时还扯好布料，要我母亲帮外婆做几件新衣服。
父亲从部队转业时，工资行政十六级。当时加工资的比例只有30%左右。每次调资父亲都把机会让给下属。从转业到离休近二十年，父亲没有调过一级工资。而同期转业的很多人都至少加过一级工资。
生产队里哪家遇到难处，他也是力所能及给予帮助。邻居家子女多，有一个儿子借住我家好多年。
父亲是一个对母亲恩爱、对子女严格的人。
父母结婚后，母亲在河口老家随家人一起生活。1954年，父亲回家探亲，看到母亲在家里生活艰难，对家人发了仅有的一次火，便把母亲带到厦门，成为中央军委批准的新中国第一批随军家属。
父亲离休三年后，母亲患上了类风湿病，关节慢慢变形，渐渐失去自理能力。父亲独自承担起照顾母亲的重任。有时要参加老干部支部活动，他总是把我姨娘请来。每次我回家，他总是说：“家里有我，你忙就回去吧，你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就这样，父亲十三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母亲。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很严格。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父亲就要求我努力工作，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84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县教育系统最年轻的党员。
计划经济年代，很多商品都要计划。我姐把几张自行车和手表票给了朋友，父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姐姐。父亲从没有用自己的工作资源为子女工作“走后门”或向组织提出要求，我哥、姐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落实政策，户口回城，安排工作。但工作时间不长，又因企业改制而下岗。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更多是身体力行。用他那革命战争年代挺身而出的历史担当，始终不渝的对党忠诚，为国分忧的赤子情怀，对恩人、母亲的有情有义深深熏陶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