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祥
上周日，我接到原插队的生产队老队长盛情邀请，返回第二故乡海安市大公乡马舍村13组省亲。
见到老知青归来，乡亲们纷纷围上来嘘寒问暖，问得最多的就是过得可好，年纪最大的丹先生是否还在人世，他的两个儿子现状如何。
啊，丹先生，我当年的忘年交，一个满腹才华的南通老人，过世已经21个年头了。乡亲们仍如此惦念他，不由勾起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和他老人家患难与共的一个个难忘的回忆。
我当年所在的生产队地处海安里下河水乡，是一个三面环水，与三个公社交界，只有一条旱路通往外界的贫困村庄。1968年12月，我来到这个生产队时还是一个15岁少年，同行的13个男女插友大的16岁，小的和我差不多。当时，我天真地认为下乡天天可以钓钓鱼打打鸟，再也没人束缚我，哪知日后生活的艰难呢。
那年月，里下河农村生产力的低下使农民兄弟都采用原始方式，从事高强度劳作。我每天迎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即使糠菜半年粮，仍不能果腹。渐渐地，知青们失去了希望，天天都盼望能早日回城。
我下乡第二年，生产队突然来了一位南通城里的50多岁的老先生，名叫李丹。其时的丹先生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对着大伙直点头，除了我，谁也听不懂他打招呼的南通风味普通话。队长宣布，从今往后他就和你们知青一起上工，你们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思想上要和他划清界限，他是头上有帽子的人，云云。
南通话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才不管什么帽子不帽子，对着丹先生连连问候。还天真地问他，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怎么也下来当知青？未及老先生开口，队长狠狠瞪了我一眼，你个细伢儿少问这些东西，还不早点去做活计。
没过几天，丹先生的两个儿子也到了生产队，一个算是我插队的同伴，一个年纪尚小，算待业人员，同来的还有丹先生的夫人，原是通医附院的一名老护士，被下放到我生产队邻近的麻风病医院，全家算在这里扎下根了。
当时，我年少体弱矮小，算三等劳力，每天6分工，干一天折合三四角钱，丹先生和我一个档次，接触多了起来。丹先生待人十分和气，见人就点头，没人的时候才和我说说南通话，我几次问起他为何下放到这里受大害，到底为什么戴帽子。丹先生不是借故扯开就是轻声对我说以后再讲，一次次对话似乎都是个谜。时间一天天过去，丹先生住上了生产队为他盖的简易半瓦房。与我们知青住的牛棚比，他家的条件算有所改变了，到了晚上我无事可做就常往他家跑。慢慢地，我知道了丹先生原是南通市税务局的国家干部，因年轻时学得一口娴熟日语，在日据南通时代被迫当了几天翻译惹上大祸，20世纪50年代中期突然被戴上帽子下放到街道企业。“文革”兴起，又首当其冲被送到里下河农村接受教育。
在丹先生面前，我们这些初中文化的知青几乎就是文盲，我常悄悄请教丹先生南通城的过往和旧时南通人的生活。丹先生娓娓道来，对南通城的人文历史如数家珍，特别是南通大街小巷的名号和历史名人过往，我听得如痴如醉，至今铭记在心。
在贫穷的乡村，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城里娃根本不会算计着过日子，每个月份的二三十斤稻谷打成米，半个月不到就揭不开锅，常饿得路都走不动。我走投无路，有时就借故到丹先生家蹭饭。其实，丹先生家也常是无米之炊，好在他的夫人在麻风病医院工作，有固定工资，可到医院食堂买些馒头回来度日。丹先生见我可怜，有时给我一个，这可是白面馒头啊！我吃一个，丹先生家就少一个。
阶级斗争年代，每逢有什么指示下发，生产队照例要热闹一番，贫下中农全被叫到大场上三呼万岁万万岁，健康健康永远健康，而队里七八个戴帽的也必须挂上牌子站在第一排向某人请罪。看到丹先生羸弱的身子在口号声中颤抖，我不禁怜悯，想起了下乡前突被造反派污为叛徒汉奸而揪斗的父亲，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干部，还被关在学习班上惨遭折磨。这一幕多像自己的慈父在遭罪啊！可我哪有能力左右这一切呢？只能躲在栖身的牛棚里默默流泪。
岁月流逝五十多载，我行走世界的脚步也已达五大洲53个国家，每每行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每每因语言不通陷入困境，我总后悔当年没听取丹先生的教诲。记得一个秋天的雨夜，丹先生吸着旱烟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天天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你是个比较聪明的南通伢儿，我想偷偷教你学日语，你要看到国家已经在起变化，学门外语将来一定会派大用场的。那年月，无数知识分子被打入冷宫，那么多权威专家、教授都成了反革命，何况我那时的文化知识连小学水平都不如，学外语有何用呢？愚昧无知的我没有听丹先生的话，至今悔恨不已。
插队五年后，我招工去了南通煤矿，而丹先生和一帮插兄还在苦海里挣扎。次年，我回南通探亲，特地回到生产队看望大家，为了给丹先生留下一个念想，我请他在栖身的小屋前拍张照片，丹先生特地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中山装，十分庄重地站在小屋前，留下特殊年代的画面。不久，丹先生收到我寄来的照片后，一直视为珍宝，在上面写上年月日，离世前还关照小儿子永远保存好当年小王拍的这张珍贵的好照片。
80年代的春天来到了里下河水乡，丹先生和无数个在那个年代受到不公正处理的知识分子被脱去了头上的帽子，成了堂堂正正的公民，户口也迁回家乡南通，享受退休金。记得1981年9月的某一天，我从友人处得知丹先生被聘为海安县工人业余学校的日语老师，次日就正式开课。我匆匆赶到海安，开课铃响，一位身着白色西服、打着鲜红领带的老人健步走进课堂，他向挤得满满的求知学子微笑着弯了弯腰介绍道：我是南通的李丹，30年代在南通求学时曾学过日语，从现在开始，我将平生所学与各位分享，希望大家认真听课，学好这门课程，为祖国的“四化”作出贡献。目睹这一场景，我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丹先生，您的所学在80年代第一春终于派上了用场，您迎来的不仅是自己的第二春，更是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翻天覆地的第二春，我作为您同甘共苦的忘年交，真为您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