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苦盦

任中敏之闻名，固然是因为其学术成就，然而曲高和寡，真正深入人心的倒是其逸闻轶事。据说，“老先生真的爱骂人”，除了“从教育部到教育厅，从院长、系主任、科研处长到他的弟子、助手、图书馆管理员，一应人等”，即便是其亲属也不能免。在20世纪70年代，任中敏给胞姊去函，斥责外甥许健“不帮我讨债”“形同背叛，不恋母恩”，措辞严厉如此，想来事态是颇为严重的。据许健之子许晓光说，当时，中华书局准备出版任中敏的一部书稿，并预付了千元稿费，但书稿与稿费后来均被造反派抄走了，“舅爷既拿不出书稿，又无法退出稿费，急得走投无路”，不得已向甥侄辈借款，“大家凑了一些钱，才算帮舅爷渡过了难关”。

李昌集在回忆本师时，也提到过此事，较之许晓光的说法，细节稍有不同。在抄家时，任中敏的那部书稿早已被其妻王志渊妥藏，故造反派小将“一片纸也找不到。无奈之下，不知怎么打听到出版社曾预支过任老稿费1221元，而任老尚未交稿。书么肯定属于‘反动学术’，自然不允许再写，所以预支的稿费必须交出来，于是勒令任中敏交出1221元”。而任中敏相当地克制和配合，“果真将钱交到了造反派的手中，只是要求写个收据。收钱的人顺手扯了张破纸条，大概认为这收据永远不会起作用吧，草草地便一挥而就”。拨乱反正之后，任中敏则“持着那张破纸条向川大校长要钱”，但相关责任人悬而不决、拖而不办，任中敏在一气之下“给他昔日的学生、时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写了一封信，要求调离川大”。1978年5月，任中敏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兼职研究员。到北京后，任中敏未放弃讨债，嘱咐外甥帮忙，“要求退还那笔被私吞的稿费及其利息”，并且“预开亲笔收据”。而收据上“应写212元，我空起未写，要健收到多少写多少”，与李昌集所述数额稍异，不知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