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山
江苏省海安县南莫公社杨舍大队13生产队是我的衣胞地。这个生产队有33户人家、200多亩地。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属于这个生产队，属于这片土地。岁月悠悠，生产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海安县委深谋远虑防患未然
记得上小学时，我会说不少顺口溜：“队长队长，躲着太阳；会计会计，不要下地；社员社员，干过没完。”“穷社员，富队长，会计银沟往家淌。”这些顺口溜当然是大人编的，它告诉我们，生产队的管理者也可能“腐败”——平时少干农活，分配时权力自肥。
怎样防范生产队的管理者腐败呢？笔者保存了中共海安县委员会1962年2月16日下发的通知。这份通知全称为“中共海安县委批转县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加强生产队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共印850份）。翻阅这份达8页的“通知”，笔者注意到当年海安县委的深谋远虑和防患未然。
毋庸讳言，人都是有弱点的。生产队劳动十分艰苦，干活也好、分配也罢，搞成民主是面子、集中是里子，什么都是队长说了算。裁判员、运动员是同一人，社员就会讨好队长，有的社员卖一头猪，也得请队长吃一顿。为了得到照顾、占生产队的便宜，某生产队长睡女社员的事也时有耳闻。有人说，道德说教没有刚性力量，权力没了制约，天使也会变魔鬼。队长、会计等生产队的管理人员，私心重的也会搞“特权”，少干农活多拿工分。
可能县里有领导意识到：绝对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针对生产队管理，以分权制衡的理念，制定并下发了这份“通知”。“通知”提出了一些硬性规定，将“民主管理”条例化、制度化，例如：“生产队既要管生产，又要管分配。既要管经营，又要管核算。担子比以前大大加重了，因此，靠少数干部当家是不行的，必须加强生产队的民主管理。切实解决公平和合理问题。民主必须首先领导上民主，民主还必须要有集中，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做到千斤担子众人挑。”（引文见上述“通知”）。
为了把民主管理落到实处，海安县委的这份“通知”还列出了四条具体要求：一是建立社员大会制度。一切重大问题，例如生产计划，财务收支计划，大的生产措施，基本建设，制定劳动定额、分配方案等，都须召开社员大会讨论确定。二是干部要接受群众监督。生产队每月召开一次社员大会，向社员汇报工作情况，倾听群众意见，订出改进工作的计划。生产队的干部一年选举一次。犯有严重错误，经教育不能悔改的，可临时改选大公无私、群众拥护的人担任；工作好，群众赞成的干部，可连选连任。三是发挥监察小组的作用。监察小组成员参加各种会议，听取干部汇报工作，提出意见。四是生产队干部须大公无私、积极肯干，有主动性、计划性、自觉性、责任性。善于发扬民主，遇事和群众商量，关心群众疾苦。尊重社员的权利。认真贯彻“三八”作风。增强团结，搞好生产。
海安县委的这份“通知”当年是很有权威性的，问题考虑得也很周到。生产队执行的情况如何呢？笔者所在的生产队，队长姓孙，跟杨舍的大队长有亲戚关系。会计叫夏宝山，是我的叔叔。生产队农活多，不少人觉得开会费时间，社员大会一直未能制度化。重大问题主要是队委商量，队长拍板。一年选一次队长徒有形式，改选大公无私的人，我们队实在难找。
全生产队虽只有133口人，但人性之复杂远非划分阶级成分那么简单。孙队长有私心，其他人就没有私心？管理制度的设计者希望能用猫监督老鼠，但一个生产队里大家的思想品行只有大猫小猫、肥猫瘦猫的差距，并没有猫和老鼠这么大的种类差，管理和被管理大致也就是大猫管小猫或大老鼠管小老鼠的关系。我在海安市档案馆查阅“四清运动”的资料，看到我们的孙队长被列为杨舍大队的“五霸”之一，他被“四清工作组”整下台，孤身一人去了福建山区砍毛竹谋生，后来各地纷纷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孙队长又回到我们生产队，东山再起，当了生产队长。
管理制度要在实践中检验、调整。为防止生产队干部“权力自肥”，海安县委的通知对“财务管理”有具体规定：全面进行民主理财。生产队建立三账（现金日记账、粮食物资日记账、分类账），“四簿”（固定财产登记簿、产品收获处理登记簿、社员预分登记簿、工分登记簿），一册（社员手册）。“账目做到及时记载，日清旬结月公布，做到账账、账物、账据、账表、账款、账和社员及有关单位的往来对头。”“严格审批制度，5元以内的队长批准”“10元以内的，由社员大会讨论确定，50元以外的由社员大会讨论，报大队批准。同时实行管账不管钱，管钱不用钱，用钱不存钱的三不见面制度。”“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和棉花、油料、柴草等产品，都要由群众讨论，建立严密的场头管理制度，实行锁、印、账分管的办法，即保管员管锁不管印，管印的不管锁，会计管账不管物。”细读当年海安县委的“通知”，联想到当年的孙队长，“四清”运动中虽查出了经济问题，但只是“蚁贪”，问题不算大，这也是他后来能复出的条件之一。人难免有贪心，孙队长没有“小官大贪”，很可能就是群众监督、民主理财、分权制约的财务管理方式起了作用。
生产队虽小，管理机构也会膨胀。除了队长、会计和保管外，我们队还设过副队长、妇女队长、政治队长、贫协代表等职。队长负全责，会计负责记工分和收支账目、搞年终决算和分配分红计算，保管负责粮种保存、公用物品及工具的管理等。生产队的管理还有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生产管理、劳动管理、收益分配等。祖祖辈辈种地的农民怎么劳动怎么种地，要听命于县委下发的“通知”。
在我心中，县委下发的“通知”是神圣的，它是指引全体社员如何生产、生活的一盏明灯。当然，我这样看待县委“通知”，跟我在大队小学接受的启蒙教育分不开。我受的教育，核心是“听话、照办、仇恨”。是老师让我懂得了：活着要听话，即永远听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行动要照办，即让我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心中有仇恨，即“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乡村，阶级敌人主要是地主、富农，“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们的一大乐事就是批斗地主、富农。他们的狼狈相会给我们带来优越感、幸福感。
20多年的生产队生活，听话、照办、仇恨是我们做人要素。我认定：党和政府是万能的，在生产队生活，一年吃多少粮和油，有会计发粮票、油票，用多少洋油（1966年之后改称“火油”）点灯、用多少洋碱（1966年之后改称“肥皂”）洗衣，上面都有计划安排。对未来，我们也无须思考，县里有“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每天坚持多听，就会“大风大浪不迷航”。总之，“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等红旗插遍全球，我们就偷着乐吧！
我们没想到的是：制定“通知”的一班人很可能从未在生产队干过农活，他们很可能是从领导指示出发，照领导指示办事，很多措施是“纸上谈兵”，适应不了生产队复杂的情况、复杂的人性，加上生产队管理成本很高。后来，人民公社在改革中淡出了，生产队也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不是历史必然呢？我搞不懂，我只是看到这份中共海安县委员会1962年2月16日下发的通知，想起了当年生产队的那些人那些事，感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