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农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金冬心》,取材于清人笔记。其中对名列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颇有微词,“觉得这是一个装模作样,矫情欺世,似放达而实精明的人”。尽管他后来解释说,那只是一篇小说,不是对金农本人的全面评价。
黄裳的意见似乎与之相左。《也说汪曾祺》一文里写道:“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辑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事实上,黄裳此前写过一篇名为《关于金冬心》的文章。据文末所注,写作时间为1978年,比汪曾祺写《金冬心》的1983年还要早5年。该文中提到的自编《金冬心年谱稿》,应该就是上文所谓《金冬心事辑》。
尽可能地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相互参照,再酝酿构思,无疑是黄裳个人的写作习惯。20世纪60年代初,与汪曾祺讨论《王昭君》剧本主题时,他也曾建议搜集、汇编一册《青冢集》,邀请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观点的人来开一个座谈会。
《关于金冬心》一文征引了许多有趣的资料,自然也写到金农托袁枚代为兜售自制灯具之事。但与汪曾祺小说里的讽刺挖苦不同,黄裳对金农的世俗诉求报以理解与同情。他特别关注金农的经商行为,尤其是古董生意和卖画生涯。其文章结尾写道:“‘浙东畸士’的金农,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杭州,而秀州,而长兴,……最后来到了扬州。他多么希望能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扎下根来,安身立命,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付出了努力,也得到某些部分的成功,但看来到底还是失败了。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要近二百年才是尾声。冬心只是参加了序幕的演出,不过他是一个十分出色也很有特色的演员。”
这段文字有丰富的史料为依据,且极具想象力,视角独特,持论新颖,令人想到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一书。这部中国艺术史论著的结语同样发人深省:“如果本研究剥去了中国画家通常被赋予的表里不一的外套,证实他们在超然的精神和审美追求之外,仍有着尘世的需要与欲望,那么,我想我这样做并没有贬低他们,而是让他们显得更富有人性,我认为,这样更加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