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

古人说过，“读书当读全书，节钞者不可读”。此言虽是，然以世情度之，则不尽然，因时人之著述大多卷帙浩繁、领域宽广、装帧精绮、价银高贵，常人可望而不可得。而且著述原本是难以调于众口的，却不作别类单出或分册零售，则节钞本之为人所接受，似不宜厚非之。以我而言，虽是治古文学出身，但对胡适的新文学也感兴趣，但其《胡适全集》分卷既多、索价亦奇，卓尔如有所立，让人仰屋窃叹、望尘莫及，还不如在冷书摊上捡一册旧的《胡适诗话》来得实惠。

此书由吴奔星与李兴华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一卷在手，可对胡适的文艺思想、文学主张与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轨迹，一目了然；对研究作为诗人的胡适的思想与创作提供了比较全面而可靠的依据”，即所谓的别类单出。但其“对某些诗话，针对中等文化水平读者的需要，酌加简明注解”，实则大可不必。在我看来，除古人外的全集或选本均不必作注，这倒不是轻慢“中等文化水平读者”，而是近人之作本甚浅易，作注不免续貂，且间或因注家之失当，而坏掉了读者之兴致。

例如《胡适诗话》“打油诗解”条注：“见《升庵外集》。按，升庵为南宋诗人杨万里。”稍有文史常识之人当知“升庵”乃明人杨慎的号，此为误注无疑。又如“腐儒曲解《琵琶行》”条注：“唐代诗人揭露宫布（如白居易的《卖炭翁》）、讽刺特权（如韩翃的《寒食》）、同情宫女（如元稹的《行宫》）的诗不少，未闻有因诗的创作而致祸者。”可是复按胡适原话，乃谓“白香山的《琵琶行》，本是写实之诗，后之腐儒不明风俗之变迁，以为朝廷命官岂可深夜登有夫之妇之舟而张筵奏乐。于是强为之语，以为此诗全是寓言。不知唐代人士之自由，固有非后世腐儒所能梦见者矣”，其与“未闻有因诗的创作而致祸者”有何关联？于此更见注文之牛头不对马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