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忠
第一章 我的学生
77级、78级，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为特殊的历史现象，正如我们学校78级同学回忆，同学中有1946年生也有1962年生；最小16岁最大33岁。我曾经看到一篇教育评价的论文，说77～80级，不管本科专科，相当于后来的博士生；81～85级，相当于后来的硕士生。
对于我的学生，781、782班的同学来说，我是非常肯定这一评价的，他们从个人到整体，的确很优秀，而且吃了三遍苦：
一是当时录取批次很不规范，比如本科、专科正式录取后；居然第二批扩招，也是先本科后专科，这样第一批正式录取的专科生就亏了，比他们高考分数低很多的扩招进了本科，我的学生就是属于第一批正式录取的本科生。
二是造化弄人，他们录取时是本科，毕业时是专科：录取在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是本科生；中间学校恢复原名：南通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南通师专。毕业时就成了专科生，记得大家争取、上访多年，依然无果，最后只得做了一辈子的专科生，当然少数人通过本科函授或者党校学习，获得本科文凭。
三是我们学校中文系，扩招录取了专科783班，学制两年。结果扩招专科先毕业一年，工资比他们高、工龄比他们长。一班班长黄裕龙，是大龄生，在读期间就预计到了。成熟老到，后来做了如皋市国土局局长、市人大办公室主任。
尽管有三重苦，但他们仍然是感到幸运的，与那些落榜的、没有参加高考的中学同学相比，真是一考定终身，知识改变命运，成为有品位有层次的教师、媒体人、官员、专家。更主要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奋斗。从他们身上，我再次感悟到，人生的竞争，是长远的、自主的、自觉的不懈的竞争；人生总会受到委屈，总会吃亏或时运不济，但改变命运的，最终不是外力，仍然是自身。——这是我最近几年培养中小学名师经常唠叨的话题。
当然，历史不应遗忘。我作为他们的老师，还是要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第二章 当年的我
与我的学生相比，我的年龄也是偏小，只有23岁。我1975年入学，1978年6月毕业，属于“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先是称为“工农兵学员”，后来又称为“大学普通班”。8月在如皋师范校内的南通分院报到，9月担任775班班主任；10月我来到南通三里墩（当年师专旧址），做78级三个班的辅导员。在783班第一次见面会上，我说，历史常常会开玩笑，本来应该我坐在下面，你们在讲台上，现在是历史颠倒，我年轻，居然担任老师；你们是大龄班，全班只有一个人与我同龄，一个人比我小一岁，其他都比我大，甚至大很多。记得2015年，781、782班同学毕业37年聚会，我写了一首七律，题为《乙未霜降中文78级校友返校聚会而作》：“你跳龙门我执鞭，依稀梦里不知年。园东半壁随江月，墩北三秋卧海天。白日放歌欢似雪，青春作伴渺如烟。相逢未觉霜风起，一路沉吟入管弦。”诗末有小序记其事：1978年10月23日，师专78级中文1、2班入学，我刚刚入职即奉命担任年级辅导员，与同学们共同生活共同成长，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迩来三十有七年矣。当时学校位于三里墩北，校内西半为市委党校。
无独有偶，我的人生也有三次戏剧性变化：一是我原来录取在南京工学院无线电专业，结果在半途被人替换，我被对调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做老师不仅不吃香，而且没有社会地位，经常被批判教育；二是毕业分配，我属于留校，结果被人换到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仍然是留校性质，但到了南通；三是本人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但系里先让我做辅导员，然后安排我到不熟悉的文艺理论教研组。后来为了满足一个想回文艺理论教研组的同志，我被对调到古代文学教研组，真是塞翁失马，歪打正着。
尽管工作前从来没有到过南通，但南通对我有再造之恩，一方水土养育我，我竟然成了南通教育的优秀人物甚至代表性人物，南通群英馆有我的专栏介绍。65岁退休后，南通大学继续特聘，学校有“南通大学周建忠名师工作室”，第二届带徒12人；同时上课、指导研究生、打理范曾艺术馆等。
我的发展我的成就，是与78级1班、2班同学亦师亦友、共同成长分不开的，我做辅导员，一是专心致志，追求完美。大家入学前，我将两个班同学的档案、照片背熟，新生报到时，远远就喊出学生的姓名；根据体检表上的身高排好教室座位，黑板上有粉笔书写的分布图，课桌上有毛笔书写的标签；宿舍也早早分好，毛笔书写姓名标签贴在床头，同学进来只要对号入住。二是带头示范，勇于领先。比如，每周的劳动课，无论是建筑搬砖，还是清除垃圾，以及除草扫地，我都冲在前面，不怕脏不怕累，驾轻就熟，全神贯注。每次干到最苦最脏的地方，我总会看到一大批穿着考究的老师、一部分怕脏怕累的学生，在一边聊天围观。三是关爱学生，以学生为第一。我经常在教室、宿舍、食堂走动，聊天、沟通、关心、助力，甚至于管得太多。有几个重病的同学，都是我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并想办法解决药费困难。四是疯狂学习，夜以继日。当时也是校风学风最好的最难忘的黄金阶段，卖力读书、卖力上课、卖力写作，人人争先，唯恐落后。我与同学共同成长、共同发展，比如周度成为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我们一起研讨高中语文教学；与陈建华同时担任南通市文联副主席，与王笑君共同担任南通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导师团导师（他是具有奉献精神的团长），与陈震共同切磋读书、教育等热点难点。一大批同学先后担任了各级各类各地的领导干部，因为我先后担任系主任、教务处长、副校长，所以常常有工作、教育上的交集、合作，交谊日深，话题颇多。
第三章 我的同事
我一直认为，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教育效果具有严重的滞后性、教育评价具有极大的悬殊性。同一个老师，不同的学生评价不同；即使同一个学生，40年前后的评价，真有天壤之别。
78级的任课老师中，有非常优秀、充满发展张力的名师，比如执教现当代文学的易国杰老师，后来担任学校的教务处长、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执教古代文学的姜光斗老师，后来担任中文系主任、南通市政协副主席；执教文艺理论的徐景熙老师，后来担任学校学报主编、南通市文联副主席；执教外国文学的钱炜老师，后来担任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南通市教委副主任；执教思想政治课的夏根老师，后来担任学校马列教研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执教逻辑学的周敭老师，后来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中文系主任；执教中国历史的周月思老师，后来担任历史系系主任；执教现当代文学的徐型老师，后来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教务处副处长；另外还有认真负责、学高为师的几位老师：比如古代文学的顾启教授，成为冒襄研究专家；有“藤野先生”之称的写作老师吴功志，有功力扎实、授课一流的现代汉语名师蔡成伯、吉树人，还有和蔼可亲、与学生打成一片的陈景贤赵桂秋伉俪等。
我对我的同事，是非常敬佩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代人，他们是1933年至1946年之间出生，上大学时就受到各种运动的影响与冲击，读书不多，造诣不深；工作以后更是历经磨难，包括各种改造、冤假错案，几乎多年没有涉及专业的理论书籍。1977～1978年前后，他们刚刚获得自由，从工厂、农村、劳改农场、偏僻的小镇，纷纷平反落实政策，从各地调入学校，有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使命感；他们虽然政治生命获得新生，但学术生命则刚刚复苏或者起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夜以继日，全员参与，可以称之为“思想学术大跃进时期”，我的一些大龄学生，也同样有类似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我的长辈同事、我的大龄学生，与青春年少的我，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教学水平，实际上不是很高，常有瑕疵，加之学生优秀挑剔，很多老师经常受到学生非议或者诟病。其中两位老师的遭遇，令人惋惜。一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出身的吴祖镏老师，执教外国文学，由于个性倔强，申报副教授，三番五次不能通过，悲愤淤积，逢人就说；第二位是陈玉麟老师，执教古代文学，由于不善言辞，被调到南通纺校教中专语文，结果在纺校大受欢迎，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模，退休后还担任南通市诗词协会会长，旧学深厚，社会公认。——如今，我看到同学回忆文章中，对两位老师师德学业，给予高度评价。两位老师如果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本文系南通师专中文78级同学毕业40年纪念文集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