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严春阳卸任权倾一时的淞沪警察厅厅长后不久，曾有人与其南通老乡聊起他，多认为严“乡情淡薄”。再问及原因，竟是他在沪任职期间“没有提拔过一个同乡，手底下办事人员没有一个同乡”。

但严春阳并非不重乡情之人，只不过他对乡情的理解与常人不同而已。据记载，在严春阳当陆军第四师步兵第十三团团长时，有南通青年慕名前去投军，他个个都收。“起初的时候，吃饭总和他一桌；一月之后，便由马弁相伴；再一个月，使你进棚，和普通弟兄们一淘，要是你熬不起苦，大多数背地私逃。”于是，就有人说他前恭后倨了。其实，严春阳认为，“凡人没吃过苦，就不知办事之艰难”。他又觉得，如果一开始就让人吃苦，大多是熬不住的，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希望可以让老乡逐渐适应。于是，不管是多有才华的老乡来投靠，严春阳总是劝他去当小兵。严出身寒微，据其嫡孙严锋教授回忆：“曾听父亲讲，爷爷年轻时做过吹鼓手，扎过兔儿灯。”而他在乡从业时间较长的职业是裱画师。严春阳于清末“投伍为卒，同时有十二人，都不胜行役之苦，相率遁归”，结果只有他一人坚持了下来。从其亲身经历可知，他之所以如此安排，恰恰是一种真正的关爱，可又有多少老乡能够明白他的苦衷和用心呢？

另一个故事也发生在他当十三团团长时。因从小失学，严春阳自恨不识字。于是，在任团长后，他便从南通请来两人，从事文书工作。这两人一个叫魏世儒，一个叫丁少棠，都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到了营里，严春阳每天请两位教他识文写字，尤其是竭力研究尺牍。经过一段时间的教与学，严春阳居然能够提笔写信了。这既有魏丁二人的教导之功，也是严春阳本人勤学苦练、执礼甚恭之果。

由此可见，就算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几个，严春阳虽重乡情，但有底线，这对某些惯于公器私用的人来说，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故事。

的确，翻阅沪上旧报，在有关严春阳的大量文字中，涉及南通的仅有1925年甫就任淞沪戒严司令后，于11月8日受邀赴一品香参加通如崇海旅沪同乡会及闸北南通旅沪同乡会欢迎宴会的报道一则，其间，同乡会主席张孝若与严春阳分别致欢迎词与答谢词。

查当年的南通地方报纸，有关严春阳与家乡的消息多为他离职之后的报道。其中，他与石港育婴堂的新闻曾屡见报端。1926年8月，由沪返里的严春阳“亲赴该堂参观，见乳母贫苦，顿起恻隐之心，当酌予赏给各一元、二元不等。各乳母同声感谢，莫不喜出望外”。1927年1月，严春阳面许自石港赴沪的凌质人、于伯周：“捐助一千元，为石港婴堂改建房屋之用。”并于春节前由申汇来百余元，“函托凌质人代为料理”，用于发给各乳母赏洋等。

另据《通海新报》报道，1926年4月，石港葛辅臣房屋忽被某人发封，“严代抱不平，特函请（南通县）卢知事查究”。而此外有关他与家乡的报道则均在其卸职以后：

“石港旧有普济堂，为养老之所，年久失修，加以经费不充，留养名额有限。”1927年1月，得知这一消息的严春阳热心赞助，还主张合并同仁、同善二堂，以“施棺厝殡。俟其规模略具，添办恤嫠赈灾各事”。为此，他“允捐巨资，并力任募捐”，积极推动普济堂重修。

在沪任职期间，严春阳就热心于慈善。离任返乡后，“对于公益慈善，素抱热忱”。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石港市行政局拟设戒除吗啡处，结果“以经费无着，未克实现”。后“得市人严春阳赞助，由朱信昌号拨元麦六十石，地点择定旧分署”，于1928年秋成立。1931年11月前后，寒冬来临之际，严春阳将赈济、经募新制棉背心各300件，分发给在通灾民。

1929年6月，因王港（当年位于马鞍山西南2公里，新中国成立初早已坍没）遭受江潮之灾，堤岸坍削，南通地方为抢险工程四处筹款。在县政府建设局年底公布的善后工程捐款名单中记有“严景曦君代募五十七号捐册一本，收洋一百五十元；严景春堂五十元；严承晞五十元；严顺晞五十元”。此处的严景春堂应为严家的堂号，严承晞、严顺晞为严春阳之子，其中的严顺晞即著名乐评人辛丰年，当时年仅6岁。再看报端公布的全部捐款名单与数目，无论是代募还是个人捐款，严景曦（春阳）父子的金额都遥遥领先。而严春阳携子参加公益，或许也是一位父亲的教子之道吧。

1933年5月，南通旅沪同乡会在上海大陆商场会所举行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推张孝若为总队长，朱鹤皋、张震西为副总队长。鉴于严春阳的声望及其对家乡事务之热心，经第二次执监联席会议议决，聘严春阳、徐赓起等人为名誉总副队长。

——严春阳对家乡的情感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