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书明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的家乡海安市李堡镇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办了好几家居民食堂。其中，复兴居民区的食堂排序第四，人们习惯称之为四食堂。

后来镇上的另外几家食堂都相继停办，四食堂还坚持开着，服务范围扩大到全镇的居民群众和驻镇企事业单位的外地员工，越办越红火，镇内外都小有名气。

十岁那年春节过后，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从江南外婆处回到父母身边。我家租住的房屋，就在四食堂东北角不到三十米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和四食堂打交道。除了正常在那里吃早饭外，还经常去买长条状的老酵馒头，有时也去打饭或买点炒菜。我和四食堂的这种无间隔交往大约持续了七八年之久，因而对其印象特别深刻。

四食堂坐北朝南，三间瓦屋，进身深，间口宽，里面没有隔墙，东西贯通。东边挨着朝南窗口摆放一张卖饭票的旧办公桌，挨着北墙放有米缸和面粉袋子，还有其他一些杂物。中间南面墙开了进出食堂的大门，里面是两张老八仙桌，坐凳是连体的四方框凳。靠北窗口是烧饭煮粥用的单口大锅灶。西边由西向东一字排开三口大灶，依次用于烧汤、炒菜、蒸馒头。灶台前面靠南窗口是切菜用的案桌和碗橱。三间正屋前后还分别搭了两处附房，北边的附房做炊事员的宿舍，南边的附房比较简陋，是用竹梢和草毡搭的披儿，主要用于卸笼的馒头散热出气和堆放煤炭柴草。

食堂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周边农村招来的。卖饭票的会计叫孔建华，娘家好像是大凌村的。她还兼管食堂的日常事务，人正派，口碑好。烧饭的师傅叫储有其，是曹元蒋庄人，大高个子，老实巴交，见人一脸笑。我和他接触最多，每天早晨都要到他那里打粥。他煮的粥，不管是纯米的，还是糁儿和米的，都很黏稠，很好喝。忙菜的师傅叫叶德贵，富庄人，一只脚有点跛，喜欢跟人开玩笑，菜也忙得不丑。后来又找了一个专门做馒头的袁师傅，身材瘦小，力气蛮大，百十斤的酵面，两手轻轻一捧，就上了案台。还有一个负责打水的临时工，是我的邻居同学，也是我当时最羡慕的一个人。羡慕他有两点：一是力气大，同样是用吊桶打井水，我们都是弯着腰，很吃力地一把一把将吊桶拖上来，他却不用弯腰，更不要看着吊桶，两眼平视前方，两手上下运动，且能连续打上几十桶；二是他居然每天能获得五分钱的打水报酬，这还了得，一个月就是一块五啊！这对于一分钱买块糖都不容易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个“阔佬儿”。

除了保证一日三餐正常服务外，食堂还要根据需要，经常拉酵条蒸馒头，一般每个星期要运作两到三次。他们做的酵条和馒头有色相、有筋道，还不太贵，不仅镇上的居民群众喜爱，四乡八里的村民也争相前来购买，这也是四食堂闻名遐迩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我印象中，四食堂最忙的时候要数每年腊月，家家户户赶在春节前做馒头，大街上的几家饭店忙不过来，不少人家就选择在四食堂加工，这里的馒头既好吃又便宜。可正因如此，食堂人员就更忙碌了，再加上我们住在食堂旁边的一群细伢儿，又不自觉喜欢在这里嬉闹，凭空的给他们增添了忙乱。记得有一天晚上停电，我们利用食堂里的面粉袋和放酵面的盘篮筛子做地形地物“捉迷藏”时，有个毛头小子一脚踢翻了放在地上的汽油灯，正好碰到了旁边遮盖酵面的旧棉被，顿时火苗呼呼，眼看火势就要蔓延开来。正在调酵的袁师傅眼尖手快，顺手端起一盆调酵水泼了上去。其他在场的大人泼水的泼水，拍打的拍打，火苗才慢慢熄了下去。

据曾经做过四食堂会计后来升任为居委会主任的姐夫说，别看食堂的人员忙得热火朝天，拿的工资并不多。食堂主要是服务性质，本身不赚利润。人员报酬主要靠驻镇单位就餐人员缴纳的搭伙费和春节期间做馒头的加工费。搭伙费也不高，按规定每人缴纳一块五，纯居民和学生基本不缴。他们的报酬，也就每月二三十元左右。尽管如此，我却从未听到他们有什么怨言，也没看到他们叫苦闹情绪，倒是放学经过食堂门口时，常听到他们和就餐人员说话打趣的朗朗笑声。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一家镇办厂工作。厂里有食堂，又给我安排了宿舍，吃住都在厂里。从那以后，我跟四食堂的直接打交道就少了。再后来，应该是80年代初吧，听说四食堂的房屋被原房东收回，四食堂也就停办了。这样算来，四食堂前后开办了有20多年的时间，服务了整整一代人的时光，而真正受益的有好几代人。

前不久，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关于山东淄博“开办大食堂，服务老年人”的报道，想起了四食堂那些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的人和事，一个念头突然闪出，身边要是再出现一所温暖如春、亲和如家的“四食堂”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