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继高
我们兄弟三个,我排行老大,宋继飞排老二,宋继明排老三,所以行文时,我大多称他“三弟”,平时更多称“老三”。
三弟近期在《江海晚报》上连载的三篇往事追记,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决定写一篇读后感。为三弟“少年几度悲”的过去,为自己的过往,特别是为如今生活在网络游戏中幸福无比而不识愁滋味的青少年们,我有话想对你们说。
记不清哪位哲人曾说过,苦难是人生的教科书。金一南将军也著有《苦难辉煌》。我的同乡、旅美作家赵美萍把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我的苦难我的大学》。作家史铁生21岁瘫痪,31岁写作,59岁去世,一生都在与苦难抗争,堪称“生命的奇迹”。读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实际上就是读平凡人生的苦难史。我欣赏他的苦难哲学,羡慕他对生活的理解。
有一本书是写任正非的,书名为《苦难英雄任正非》。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个更加深刻和真实的任正非。他的苦难哲学是,人要善于化苦难为力量,把苦难转化为行动力和爆发力。这种苦难哲学其实是东方哲学的核心,也是大量成功者的核心哲学理念。任正非、马云、刘强东、宗庆后、李嘉诚、李光耀等,他们的苦难史就是他们成功的基石。苦难让他们更坚定,也让他们更慈悲。他们知道奋斗的意义也懂得受苦者的处境,所以他们吃透了人性也散发着人性光辉。
在东方,苦难哲学是成功的一种必然,是自我超越的机会,是认识世界的窗口,是人类情感交流与共情的纽带。成功的人,从来都把苦难化为前进的动力。
许多伟人、名人对苦难都作出不同诠释。孟子认为,苦难是人类的试炼和成长机会,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展现人性的优良品质和道德水平;尼采认为,痛苦是生命的本质,同时也是自我认识和成长的机会;奥古斯丁认为信徒应接受苦难,将其看作是上帝的恩赐和祝福。他强调信徒们对苦难的态度,认为应用信仰和祈祷来面对苦难,同时也要寻求他人的支持帮助。总的来说,哲学家们普遍认为苦难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人类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当然对于以上这些关于苦难的哲思,对于当时跑单帮、贩鸡蛋、卖大米,还是懵懂少年的三弟来说,他肯定不懂。但他之所以刻骨铭心记着,耳顺之年还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充分说明,这段经历对于他弥足珍贵,足以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的历程。他早已明白了苦难对于人生的意义。
苦难与贫穷紧密相连。之所以让三弟去吃这种苦,无疑当时的家境是贫困的。我们的父母不识字,但他们知道,面对贫困,等、靠、要行不通,战胜贫困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奋斗与劳作。有一定经济基础供子女上学,勤奋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鱼和肉。没钱读书,面朝黄土背朝天者,辛勤劳作,也是战胜贫困之路。我们的父母除了起早贪黑劳作外,同时也鼓励自己的子女勇敢走出去闯世界。哪怕明知有风险,明知有许多不可测,他们仍然引导自己的子女走出去闯天下。这一方面是希望改变家庭生活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种种途径,刻意磨砺子女的坚强意志、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念。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我13岁那年,父母让我独自去上海,找当时在上海火车站列车段支左的三姨父帮忙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临行前夜,母亲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90元缝进我的衣服内层。第二天,我独自上路,从六公里外的季家市坐汽车至八圩港,再坐“东方红”号轮船至上海十六铺码头,又坐有轨电车至上海常德路列车段军管处找到三姨父。我独自一人突然到来,这让从战争岁月里走来的三姨父都吓了一跳,连连说:“哎呀,你娘也真是的,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跑到上海来了!”我说明来意,三姨父没有再说什么,让我玩了几天。第五天他带我去旧车市场,花87元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把我送到十六铺码头,又给我父母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我到八圩港的日期和时间,让父亲来八圩港接我。
经过一夜航行,船至八圩港正是天亮后的九点钟。我从船顶的货物处推出自行车,踏上晃悠悠的跳板,走下船,期待看见迎面走来的父亲。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父亲的身影,我心里有点发毛,硬着头皮再等,仍不见父亲到来。时间已近中午,我开始害怕起来。心想,再这样等下去,天黑了,我怎么办?
13岁的我,只在家门口的麦场上,由父亲扶着,跨上自行车可以勉强骑行,但还没学会上车和下车。无望和恐惧的我,把心一横,不等了,我扶着一棵小树上了车,沿着沙石公路,向季家市方向奋力骑行。
时值四月,田野里的麦苗儿已鼓起肚子准备吐穗,路沿边坎地生长的蚕豆豌豆开着鲜艳的花。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靠路的右边骑,一方面路边有树,我随时可以抓住树上下车。另一方面,即使摔倒,也尽可能倒向右边的密匝匝的油菜、蚕豆上面,千万不可以向左摔倒在沙石路上。我一边这样想,一边使劲向前骑行。时有汽车驶来,在我身后响起尖厉的汽笛声,我常被吓得一头倒向右边厚厚的蚕豆或麦苗上。汽车驶过,我爬起来,抓住路边小树上车再骑。这时我也不知道害怕了,只是向着家的方向拼命骑,一路不知摔了多少次跤,好在每次都有路边的庄稼缓冲一下,也没受到什么皮肉伤。就这样摔摔骑骑,下午三点多骑到孤山地界,我知道孤山距季家市还有九公里,到了季家市离家就不远了。这时,迎头驶来一辆客车,坐在车上的父亲看见了正在骑行的我,激动地拍打车窗户,请求司机停车开门让他下车。好心的司机停了车,父亲在路边接到我,此时的我忘却了先前的紧张和不安,跟着父亲有说有笑地回到家。这件事,成为我父母一生的骄傲,此后说到这类话题,我母亲总会说:“我大儿子,13岁,一个人去上海买自行车,他当时不会骑,扶着树上车,把自行车骑回来了。”
再联想到,我们的父母把三个儿子都先后送到军营的举动,也足以诠释他们刻意锻炼子女的良苦用心。他们当然知道,只要穿上军装,就要随时准备打仗,而打仗是要死人的。显然我们的父母不怕接受这个后果,足见他们的血性!
在三弟的三篇往事追记中,我看到了舅舅的善、大义与担当;看到了蒋正先不厌其烦地帮助三弟;看到了邻居丁邦忠的见义勇为;更看到了江南老太太的善良。三弟少年时代历经苦难,但也遇见了大善大幸,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人,借清明时节回家扫墓的机会,要再去见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