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健吾

我的第一件毛线衣是母亲给买的。此前多年一直穿的是二哥赠送的军用卫衣，两袖已经磨破了。

如果说二尺红头绳能使一个姑娘锦上添花，那么当年能拥有一件毛线（俗称头绳）衣，更是俊男靓女们梦寐以求和非常奢侈的事情了。那时，母亲觉得我的青春形象应该是，黄色军装内衬一件黑色的高领毛线衣，那才是标配。

母亲在北京期间，哥嫂本想尽点孝心，为她添一件毛线衣的。可是母亲执意要给我买，逛了多次王府井和西单，才买到了一斤半黑色毛线。这可是母亲掏空了积蓄，用哥嫂原本攒够为母亲购买毛线的工业机动券买的。“工业机动券”，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发放的对象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聚集一定数量后，可以用来买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大件，也可以用来买衣服、的确良布料。大姐将毛线衣织成后，我感觉到在穿着方面终于上了一个档次，这让我臭美了好多年。

初恋也给我织过一件毛衣。在那个年代，从一层一层地泥衬子，再一针一针地扎鞋底，最后将做成的鞋子赠送给恋人作为定情物，好像是大多女孩的选择，而给恋人织送毛衣，规格就已经很高了。

那时，她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学徒工，也是第一次织毛衣。对我的身高体形又缺乏了解，因此，织了拆，拆了再织，反反复复，等我穿上她织的这件开衫毛线衣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记得打开毛衣时，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记录了织毛线衣的过程与心得，语言贴心，毛衣贴身。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养成了睡觉时将脱下的毛衣拥在两肩头的习惯，以防冷风钻进被窝。似乎这样不仅能感受到母爱怀抱的温暖，还能感受到爱情的温柔与温馨。

有了毛线衣以后，我又开始琢磨着何时能有条毛线裤。那时候，有一条毛线裤是一件特别时尚的事儿。因为穿毛线裤不像棉裤那样臃肿，更显身材，且又暖和。当时我在企业当学徒，单位每月给我们发两副白纱或者杂线手套，我每月只舍得戴一副，手套手指磨烂了，缝补一下再戴。这样一年就能节省下十来副手套，将这些手套折了，可以织一条线裤了。当年，唐闸杨家湾横跨在通扬运河上的塔子桥上，竟然形成了以劳护手套为主体的交易市场，成为该区域流行了好几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真正穿上毛线裤，那是学徒三年期满后，手头上稍微有了点积蓄的时候。

大伯当年遭受政治迫害，从上海银行被发配到青海农场劳改，在劳改的十多年的闲暇之余，他采用原始的方式纺毛线，以牛腿骨作线锤，一手不停地旋转牛腿骨，一手添着收集来的羊毛、驼毛和牦牛毛，一小团团混纺毛线就这样慢慢攒成了。其间，他还学会了织毛衣，款式虽然不咋的，但质地却是百分百的真货。后来，大伯平反，我清楚地记得，堂姐从上海带来的祝贺礼品，竟然是她为父亲织了扯、扯了织、耗时十多年的一套毛线衣和毛线裤。当大伯穿上合体的藏青色毛衣，并从堂姐手上接过“平反决定书”和原单位颁发的“从事人民银行银行工作40周年纪念章”时，年过花甲，一直神情木讷、眼神呆滞的大伯，突然像小孩子一样，“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羊绒衫了。在羊绒衫流行以前，周边的羊毛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手织毛线衣不再时尚。

老伴退休以后，不打牌，不跳舞，又重新拾起手织毛衣的活儿，并上了老年大学的棒针绒班。选购的毛线颜色从初期的黑白灰到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斑斓；使用的毛线品种从混纺、精纺到中绒、粗绒、细绒，应有尽有；针法技巧上则上下针的、平针的、罗纹的、绞花的、扭针的、网眼花的，现炒现卖、逐步精通；织结的产品则从高领、低领、桃子领、翻领，到背心、套衫、开衫、外套、短袖、长袖、长裙，一应俱全，且拓展到裤子、帽子、手套、围巾、儿童连体毛衣、连袜裤……以至于我们家四代人身上穿的毛线衣，在质地和款式上与时俱进。现在我们全家身上穿的几乎都回归到老伴的棒针作品。

织娘们投入的不光是金钱、时间和精力，她们在织衣时，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棒针和毛线上。她们一定是以棒针作笔，用毛线作墨，所以才能绘制出这一幅幅精美的图画。

毛衣可以拆掉重织，但是人生却不可以重来。所以，真情不可负，劳动最伟大！一件件毛衣，不仅折射了人间温情和精神传承，也折射了社会的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