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姝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开篇自述此书之体制是，“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并附小注，“见僧祐《书三藏集记》”。

僧祐是南朝齐梁时代著名的律学大师，专著颇多，《智升录》称之为“法门之纲要，释氏之元宗”，其后却大多亡逸了，现存《释迦谱》《弘明集》《出三藏记集》三部。据陈垣说，“三藏者，经、律、论。《出三藏记集》者，记集此土所出翻译经律论三藏也”，则附注的“书三藏集记”应是“出三藏记集”之误，而陈寅恪其他著述，如《高僧传笺证稿本》，又《支愍度学说考》《四声三问》（见《金明馆丛稿初编》），又《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所引均作“出三藏记集”。

1944年12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印行，此前陈寅恪的眼疾恶化，亲自校稿或非力之所能，以致手民误植，原稿“出三藏记集”，却将“出”看成了行草字“书”，又倒“记集”两字，也未可知，后来各版大抵翻印而已，不作校勘。1954年10月，三联书店“根据1946年商务印书馆的上海版”重印，“校正了原来排印或抄写上的一些错误”，却未发现“书三藏集记”也是错误。1971年5月，南港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该书“收回自印，烦严耕望先生费神为之校阅，改正误字”，收入《陈寅恪先生论集》付印，又失之于眉睫。而今之通行本大致上也沿误未改。

1954年7月10日，陈寅恪复杨树达函说道，“拙序寄还，并加标点。‘出三藏记集’乃一书名，‘出’即译出之义。下文《贤愚因缘经》上之‘出’字，乃是弟文中所用之动词，故不加曲线（相当于书名号）也”，解释得如此细致入微，惟恐“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的杨树达费解，其书之僻，由此见矣，这也就怪不得手民以不误为误而读者以误为不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