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光唐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秋，我小学毕业考入县中初中部，户口迁到县城，“农转非”后享受城镇居民定量供应口粮，口粮定量每月25斤。尽管也吃不饱，但总算一天三顿有了细粮入肚。正当长身体的时候，每天8两3钱3的口粮，怎么可能吃得饱，但暂时逃离了“瓜菜代”，真不知有多少同龄人还羡慕不来呢。

周末回家前，我就啃几个胡萝卜充饥，拎着中午省下的一份米饭回家掺入菜糊糊里，与弟弟妹妹们分享。其时，农村缺衣少食，以瓜菜代替口粮度日，患浮肿病者众多。次年末，我们的户口被迁返原籍，不再有口粮定量供应，家庭条件特别差的同学被迫辍学。我们这届4个初中班一下子缩减合并成3个，令人惋惜。

次年冬，位于县城老城区中心的废弃河道填平工程开工，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借用了我们县中的“学生军”。放寒假了，我们在城里上学的兄弟俩把粮票拿回家，去公社粮站买了粮食，其中还有山芋干、玉米籽之类，比起那些既没有粮票，又没有钞票的，算得上比较富有了。

新中国成立后，风调雨顺时，农村五谷丰登，翻身得解放的江海人吃穿不愁，过年前总要蒸糕、蒸馒头及杀猪宰羊、置办年货，红红火火过个年。

三年困难时期，食不果腹，哪有余粮蒸糕、蒸馒头？父亲从上海回家过年，买了点议价年糕、馒头，算是有了蒸糕、蒸馒头的名分。我们兄弟俩有计划供应的糕点，每人半斤脆饼、一斤饼糖（一种用榨油后的豆饼作为原料的食品），也在除夕夜享用。隔壁大伯家的小堂弟一天到晚瓜菜代，饿得面黄肌瘦，哪里看到过这香喷喷的芝麻脆饼。年夜饭后，我们一大家子小朋友在堂屋里玩，只见他手拿我家赠送的脆饼，故作大快朵颐状，令众人捧腹。

母亲宅心仁厚、乐善好施，而且做好事十分低调。我们父子三人从外地回家过年，多多少少都会带回一点过节的物品。我们到家后不久，她就悄悄地匀出一部分送给最困难的邻居。乔侯夫妻俩饭量大，又长期挨饿，得了浮肿病，卧床不起，自然谈不上使用葡萄糖、氨基酸等药物进行治疗。这些事是多年后从当年的受惠者口中得知。好人总有好报，老母亲活到104岁才安详仙逝，为乡邻们所乐道。

除夕夜，喝利市酒。通东人年夜饭其实不吃米饭，只吃年糕、馒头，加一大锅黑菜笋丝粉丝豆腐，还有鱼肉荤腥。至于凭计划供应的猪肉，每人三四两，做成红烧肉，连同红烧鱼，吃年夜饭时端出来做做样子，弟弟妹妹嘴巴再馋，每人也只有两小块浅尝即止，母亲还得留着正月里招待来客呢。弟弟调皮，老是在红烧肉碗边闻香味，故意发出“吱吱”声，苦中作乐，令人忍俊不禁。

吃过年夜饭放鞭炮，噼里啪啦声把节日喜庆气氛推向高潮。在岁岁平安的祝福声中，大人们按老规矩守岁，小朋友们玩得累了，怀揣并不饱胀的压岁红包，早就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