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书简》是黄裳先生整理与其交往朋辈书信而成的书，他是著名藏书家，又曾经做过记者、编辑，结识的大师名家甚多，书简涉及的故人绝大多数也是我感兴趣的对象，这里谈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先说沈从文。沈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人生有很多的传奇，这书一字未有涉及，只是特别提到沈作为书家的事实。沈的书法网上都能搜到，写得的确不是一般的好，想来会给很多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以新异之感。另外提及上世纪80年代初期重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需要重换彩图200幅，因为这些图只有故宫和历史博物馆才有，而要用这些资料，对方提出了一定的费用，一幅大概要三五十块钱，在那个年代，的确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人给了钱，他们的学术著作却抢先运用了那些珍贵的图片资料，对此，沈先生的态度是“无可奈何”。

第二个人物是叶圣陶先生。叶在我印象中，一直是慈眉善目的模样，写文章或是表达观点都是平易如水的风格，但是从所引的书简里，可以读到叶的另一面。1939年的一封书简中，叶对马一浮办复性书院的事发表了自己的观感，虽然佩服马的风格，但却怀疑他的主张的实际意义。并在另一封信里说：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对马先生，叶的看法还算是有节制的。但对老友丰子恺的画风，则直抒己见，并不认可，认为在抗战时期，丰的画风“于此似不甚相称，然经过这回播迁，或许风格一变。”“彼虽画一赳赳武夫，仍令人觉得是山水中人物，此殊非宜也。”再如对老友郑振铎抗战中在上海发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惊为国宝，电请重庆教育部门拨重金购买一事，批为“不知大体”的表现，“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椠，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读这些话，叶先生的刚直风貌如在目前。

作者与俞平伯先生的交往比较密切，他是国内有数的大藏书家，手里有很多珍贵的古籍版本，给予研究者大的方便，如他提供给俞先生的周清真、姜白石的词集，都是难得的本子，他提供的《裁物象斋诗钞》，对俞研究《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的卒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熟悉俞的人都会关心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看法，从作者提供的书简里我们看到，俞先生持有的观点基本还是上世纪20年代的，80年代初期，他认为“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赝品牟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并且说，“红学一名本是谐虐，今则弄假成真，名显而实晦矣。”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先生晚年对红学研究还是关注的，毕竟经历了那场大的风波，他不可能对所谓红学界的动态漠不关心。值得一提的是，那场风波后，对他的错误批判却一直没有正式平反，虽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过庆祝会，而且当时的院长胡绳也出了场，但都是形式上的表示。我在《俞平伯的后半生》那本书里见过这次活动的照片，胡绳和钱锺书先生都到场祝贺，而俞的表情似喜似悲、很不分明。

钱锺书先生也是作者的故交，钱先生曾说，人谓我狂，不知我实狷。其实他的低调和严格的去取，是需要用心体会才可以见出的。比如1962年3月给作者的一封书简中提道：弟数年来兼一外文职务，未能专以所中研究工作。其实说的是他担任的毛选及诗词英译工作，这是他一生讳言的一件事。写于1979年的一封书简对黄裳提及李释戡的时候，顺带表示了不满，李释戡其实是钱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的故人，新中国成立前钱先生在上海有那么一帮圈子里的人，但是那段历史中——包括抗战期间——夹杂有很多说不明白的事情，对此，先生保持了很谨细的态度，不愿多提甚至压根就不愿提那时候的经历。再看1950年春两人在北京的会面后的一封书简，大概当时谈了很多话，黄身份是记者，钱在书简里特别交代，“如有报道”，希望将对话时他表达的意见“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对解放初期的政治环境，钱先生是有自己的体会的，但同时保持了极其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纳入对建国初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体研究的范围。

个人认为，私人书信，包括日记、笔记里保留了很多原始资料，可以让读者对历史以及生存在其中的人物有更贴近的现场感，翻这本书，于细微处时时会生发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