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安正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梁启超与南通，主要体现在与南通状元张謇的交往上。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状元及第。梁启超此时恰奉康有为命进京，“与京师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这里的“名士”中就有张謇。

甲午战争爆发后，梁启超知道张謇与翁同龢关系密切，建议张通过翁劝告李鸿章对日主战。康有为因撰《新学伪经考》遭人参劾，处境危难。梁启超又受嘱请求张謇向翁同龢求助。“公车上书”后，康、梁在北京建立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也随即建立，张謇欣然同意列名发起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变法步伐加快，梁启超与张謇在改良社会的内容、途径等方面产生明显分歧，张对梁由声援改为劝导“勿轻举”。变法前夕，张謇预料时局将生大变，黯然离京。张謇虽自以为与梁等“是群非党”，并无关联，其实立于内心，对梁启超怀有很大的同情。事实上，张謇也已被朝廷某些人视为危险分子。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海外，两人交往一度中断。

民国建立，梁启超自海外回国，张謇等在天津迎候三天，并多次前往拜访。两人积极参加了组党参政活动。1913年，梁启超的民主党与张謇的统一党、共和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两人同时被推为理事。这一年，梁、张均成为熊希龄内阁的重要成员，分任司法部总长与农商部总长。1914年2月，熊希龄在袁世凯下属逼迫下辞职，梁亦连带辞职。梁启超与张謇共同理政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私交很是频繁。梁女出嫁，张謇前往庆贺；梁父去世，张謇前往吊唁。两人还同往观赏梅兰芳主演的京剧《贵妃醉酒》。良好的私交还反映在张謇日后对梁启超的经济援助上。据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在他（指梁启超）经济状况最窘迫的当口，我父还帮助他好几回。”1915年上半年，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暴露，张謇相继辞去两项职务，与袁决裂。梁启超亦举起反袁倒袁旗帜，支持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

1918年，张謇在上海建立国际税法平等会，正值梁启超启程赴欧考察之际，张謇力邀梁参会，并在欢迎大会上热忱希望梁借赴欧之机宣传中国改协定税为国定税的理由，梁启超慨然接受委托。双方还表示在国内外互通信息，互相声援。1919年，梁启超抵达伦敦时，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国内建立，梁启超任理事长，张謇任理事。梁启超在巴黎得知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中日间并订有密约后，立即通报国内，张謇随后建立国民外交协会，并请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又迅速电告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约。双方的配合与行动，为五四运动发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曾两次到访南通。第一次在1920 年，梁启超自欧洲考察抵新加坡时，张謇邀请梁启超回国后访问南通。梁启超抵通后，张謇“假座更俗剧场欢迎梁君，到逾千人，推张啬庵为主席，演述欢迎词。梁答谢词毕，演说德皇与协约国战争始末情形，而于假道比利时一段，述之尤详。欢迎会终，各界恭请梁君……至桃之华大餐馆午餐”。梁启超带来了比利时希望与中国共同筹建航业及贸易公司的重要消息，希望由南通来承担与比利时合建这一公司的任务。南通大生公司时处鼎盛时期，张謇听到这一消息甚为振奋，与梁启超“言谈颇久”，高度认同梁启超的建议，认为“此事与国际贸易有极重要之关系，有此机会若不组织加入，恐吾国将来永无海外直接贸易之事”。遂即与大生企业股东协商，决定冻结上年股东余利作为资金，以上海吴淞为根据地筹建公司。这一计划后来虽存在复杂原因未能实现，但不失为国人面向世界，从沿海走向大洋、从浅蓝走向深蓝的一次重要尝试。

1922年，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在南通举行，梁启超再访南通。这次年会本计划在广州举办，因广州时局动荡，科学社向张謇求援，张謇当即表态欢迎科学社到南通召开年会。由于梁启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加上南通民众对梁早已熟稔，梁启超成为年会期间最为活跃的明星人物。在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大厦举行的年会开幕式上，梁启超是第一个做演讲的科学社成员，讲题为《科学之精神与东西之文化》，时间长达两小时之久。后来，梁启超又应南通四社团邀请做第二次演讲，题目是《先进者之新觉悟与新任务》。梁启超说：“南通是我们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的城市，南通教育会和各团体是我国教育界之先进者，他们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囯人共知。也不必我来颂扬，我今日来讲，也无非是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意思。”“南通诸君，要觉悟自己地位之重要，任务之重大”。这天天气炎热，但会场内座无虚席，听众情绪始终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