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

上海是张謇兴办实业、从事教育和公益事业的思想源泉和助推之地，也是张謇现代化探索成就的助推之地。上海和南通，是张謇实现自身抱负的核心区域。

张謇从创业伊始就设立了大生驻沪办事机构（一般统称沪所），成为整合两地资源的枢纽机构。1896年的大生上海公所设立，为筹办中的大生纱厂募集资金、运送官机、购置机器和物料、与上海道署和江海关联系、物色技术人员，使得来自上海的先进生产力迅速转移到毫无工业基础的南通，为大生纱厂的成功建成和顺利开车立下汗马功劳。

1907年8月31日至9月1日，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常会，议决将大生驻沪办事机构更名为大生驻沪事务所，这体现了随着大生纱厂的发展，沪所的作用日益凸显，并跻身大生纱厂的核心管理机构，取得与会计所、营业所、考工所和庶务所同等的地位，这可以从大生纱厂花红分配方案体现：股东十成、总理两成、五所所长及机匠一成、各执事一成。

沪所还是张謇创办的其他企业，乃至张謇倡导和投资的教育和慈善机构的孵化器。大生系统的很多单位，都是依托大生纱厂的资金带动滚动发展起来的，也依靠沪所筹措资金和购买物料。沪所也由大生纱厂的驻沪办事机构，逐渐成为兼理大生系统其他企业在上海的业务的总代理。这种作用甚至拓展到南通之外，沪所还协助和支持了震旦学院、左海公司、上海图书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地处上海的单位，以及江西瓷业公司、镇江的大照电灯公司等单位。

机器生产、新式教育和公益事业，这些新事物在传统的四书五经里都找不到答案，但是张謇善于学习，具有开放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度，使他能充分吸收他人之长，进而消化运用。张謇所创的若干个第一，其实在当时未必没有可模仿的对象，或者说没有相应的雏形，但张謇的伟大在于他引进后的发扬光大，而上海提供了诸多学习的机会。

1898年10月20日，正在上海为大生纱厂筹办事宜四处奔波的张謇，应南洋公学首任总理、好友何嗣焜的邀请抽空到南洋公学进行了一次考察。南洋公学于1896年春创办，是盛宣怀继1895年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后开办的又一所新式学校，经费来自轮船招商局和上海电报局。南洋公学开办之初，既缺少师资，又缺乏生源，盛宣怀认为兴办教育时要优先考虑设立师范和小学。1897年4月8日，随着南洋公学师范院首批40名学生的开学，正式揭开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序幕。

何嗣焜陪同张謇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校舍，还同南洋公学的监督、美国人福开森，以及应邀而来的日本人辻武雄、伊藤贤道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南洋公学设有师范院、外院（小学部）、中院（中学部）、上院（大学部），形成了“三院一贯”的新教育制度，这也成为我国大学、中学和小学三级学制的雏形。张謇日后在南通兴办、倡导的教育事业，也是先从师范开端，进而拓展到小学、中学、大学，与盛宣怀的教育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南洋公学还设有译书院，1903年曾请官方颁布版权保护的告示。译书院首任院长张元济跟张謇志同道合，对于张謇日后开设翰墨林书局应该有启迪作用。

上海中西交汇的特点，决定了对张謇的启示是多元的。慈善是张謇在南通着力布局的公益事业，上海开埠之后，不仅慈善组织迅速增多，而且也出现一些与中国传统慈善运作方式不同的模式，这些特色对张謇是有启发作用的。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叶澄衷创办的怀德堂，是对企业困难员工和家属抚恤的内部互助性质的慈善机构，经费来源一方面是叶澄衷旗下各商号共同筹集的洋2万元，另一方面是企业员工每人每天献出一文钱，多助不限。张謇对此大为赞赏，认为怀德堂的善举值得记录和流传下去，让更多人知晓。

张謇在南通倡议设立的新育婴堂，充分吸收了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的土山湾孤儿院教养结合的方法，在育婴堂建筑上面吸取了土山湾孤儿院的经验。土山湾孤儿院采取慈善和半工半读相结合的模式。孤儿6岁前由育婴堂的嬷嬷抚育，7岁左右开始先上4年初级小学，所学科目与普通学校一样。随后进入高级小学学习2年，其间除了普通学科之外，每天去各工场初习工艺。高级小学毕业后，升入实习班，除早晚继续学习基础知识外，根据其性情和才能，学习各种工艺，期限为2年。毕业后既可留在土山湾工作，也可由院方介绍外出就业。这样的教育方式，使得孤儿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又有一门足以养家糊口的技艺。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