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

如皋籍教育家吴俊升（1901—2000年）在回忆录《教育生涯一周甲》中，追述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诸多往事，涉及了作家朱自清先生：

……随三校（北大、清华、南开）文学院师生迁到南岳上课。这时是1937年秋季。三校文学院教授集合一起，人才济济，为名山生色不少。文学院院务由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主持，我被推为委员会召集人兼主席……上课数月，发生一不幸事件，有一学生在校旁黑龙潭游泳，失足受伤，校中没有医药急救设备。我和朱自清教授伴同受伤学生乘滑竿下山到镇上卫生事务所，以为可以急救，孰知该所只讲卫生教育，并无医药救急设备，眼看该生当场死亡，不胜痛惜。

作为吴先生的晚年作品，记忆与细节，难免失真，且是孤证。至于被救治学生的名字与时间，又未述及。因此，其他佐证，值得探讨。1937年11月16日，另一位当事人朱自清于日记中写道：

检查宿舍。何与钧于白龙潭失足坠下，二小时死去，甚惨。

关于救治学生一事，朱自清只录一句话，不过事发地点已有两种说法， “黑白”需分，否则浑水“一潭”。清华档案中对此存有一份刘崇鋐（历史学家）的简短报告：

今晨有北大学生何君与钧（广东大埔人，国文系四年级）在白龙潭瀑布处扒（爬）山游玩，突失足下坠数丈直至崖底，头与下部均跌破，流血染石尽红，急舁至南岳市就医，已不救。十时坠崖，十二时许逝世矣。至可悼惜。该生伤重，虽有校医，恐亦不能救，但二三百人山居无医，确是冒险，希能早促校医来也。

南岳有黑龙潭，又有白龙潭。位于校舍（韭菜园圣经书院）附近的是白龙潭，除去吴先生的回忆，清华档案、朱自清的日记，及其他史料，都记载事发地点在白龙潭。至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又参考《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岳日记》诸作记录，整理如下：

11月16日的早晨，两天后就要开学，傅幼侠（清华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前往白龙潭游玩。他还没到刻石处，便听到高亚伟（北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慌慌张张地呼喊：有同学掉入潭中。傅幼侠跑回校内叫人求救后，又顺着小道爬向潭底。失足学生是何与钧。他约于早上10点跌落。吴俊升、朱自清随后赶到，将遍体鳞伤的何君送往山下的卫生事务所治疗。没想到的是，卫生事务所徒有虚名，无法治疗。朱自清、吴俊升无奈目送学生于12点左右离世。正是在不久前，日军入侵，这位北大国文系的学生——何与钧逃离北平，在廊坊被拉下火车。他见日军一时大意，立即逃跑。日军在他身后，连连开枪，未曾击中，他侥幸活命，却在南岳意外摔死，令人扼腕叹息。柳亚子的哲嗣柳无忌，也在南岳执教。11月16日，他刚从长沙回来，便于当天听闻噩耗，沉痛写下：一失足成千古恨。

事故发生后，在校方众多教授中，吴俊升携手朱自清，出面陪伴学生下山求医，不无道理。《刘崇鋐函梅常委报告南岳情况》（清华大学档案，写于1937年11月6日）记载：文学院院务由委员会主持，吴俊升先生为主席，朱自清先生为书记……这段档案证明吴俊升的相关回忆十分准确。他和朱自清先生，同为文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学生发生事故，他俩及时出面处理，实为职责所在。

何君意外死亡，给予学校师生很大的启示。吴俊升的“不胜痛惜”、朱自清的“甚惨”， 刘崇鋐的“至可悼惜”，柳无忌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异词同悲，无不表达了他们心中深深的苦楚。刘崇鋐希望校方早日派遣校医来到南岳，避免悲剧再度上演。吴俊升先生更有想法，铭记此事，痛恨不明医药只讲卫生教育的卫生事务所。他日后任职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竭力反对在教育学院设立卫生教育系，而是主张卫生教育系归入医学院。这正是对死者何与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