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

红学家蒋和森先生的故乡曲塘，离我的衣胞之地如皋不远，我还有幸购入有关他的两封佚札。今岁恰逢蒋先生诞辰95周年。他的母校——曲塘中学已在筹建蒋和森纪念馆，征集公告中强调，需要“蒋和森与钱锺书、余冠英、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文化名人交往的相关资料”。说来真巧，那两封信札就是有关钱锺书、俞平伯两位先生的。其中关联，可从《记俞平伯》一文谈起。

1990年8月，蒋先生接受《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邀请，冒着酷暑，完成《记俞平伯》的初稿。不久后，黄汶作为《新文学史料》编辑，致信蒋和森：

您好！

现将《记俞平伯》一文的校样寄上，请阅后退回，以便改正付印。

我们早有组织介绍钱锺书先生文章的想法，切望您能够撰写。

匆此，即颂

撰安！

黄汶

1990年9月18日

《记俞平伯》一文已经进入校订阶段，黄汶又诚恳约稿，盼望蒋和森再写写钱锺书先生。黄汶是《新文学史料》的资深编辑，他的约稿，很有道理。一则，蒋先生和钱先生很早已相识，而且关系不错。杨绛先生有过回忆，1952年秋，钱家搬入北大新建的中关园宿舍后，杨先生于门前小院种植五棵柳树，钱先生笑说：“垂杨合是君家树，并作先生五柳看。”蒋和森与他俩开玩笑，绘有《五柳先生与夫人举案齐眉图》。二则，蒋先生文笔不错。《记俞平伯》中关于钱先生的描述已有展现：那时组内开会，常听到钱锺书先生妙语如珠，他那渊博而风趣的谈吐，每每引起满座笑声。

那么，蒋先生应诺撰文了吗？数日后，他便复函黄汶，用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用纸：

《记俞平伯》一文的校样已经收到，现校正后奉上请审阅。

关于钱锺书先生的文章，请容我考虑后再跟你们联系。唯诸事缠身，只怕难以应命，尚祈见谅是幸。匆匆，恕不尽意，即佳

大安

蒋和森谨上

九月廿六日夜

《记俞平伯》一文又经黄汶寓目，随后刊于1990年11月面世的《新文学史料》。同期还刊有叶圣陶、许宝骙、孙玉蓉等人撰写的有关俞平伯的佳作。遗憾的是，俞平伯本人于10月先行辞世。蒋和森于文中末尾深情回忆，干校生活结束后的二十年中，他仅见过俞平伯一回，那还是在1986年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蒋和森默默地看着坐在主席台上的俞平伯，并聆听老友宣读着红学新作——《旧时月色》。

其时，蒋和森先生不仅望见了俞平伯，也望见了钱锺书。我手头的两张旧照，就可佐证。两张照片贴在《〈光明日报〉照片资料卡》上，原本是光明日报社的旧藏。第一张照片是主席台全景，上挂红布黄字“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俞平伯、胡绳坐于第一排正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正在讲话。他的另一边坐着红学家吴组缃。胡绳的另一边坐着钱锺书先生，只是一只热水瓶抢镜，挡住钱先生的面容。入座第二排的有心理学家潘菽、九三学社名人孙承佩等。第二张照片名为《钱锺书和俞平伯先生》，旁有两列墨迹，一列为照片名字，一列为落款：时庚子桃月邰人润藏並记。由此说明，两张旧照从报社流出后，曾为邰人润所藏。邰人润是谁？一时无法考证。不过照片中有三人面目清楚可见。胡绳面前的两个话筒，已移至俞平伯先生面前。拍摄此照时，俞先生正要读他的《旧时月色》。他的斜后方，正是面目少许漫漶的社会活动家章元善先生。比邻而坐的钱锺书，手持稿纸，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黑白相间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喜形于色”正是先生对于本次会议态度的外露。刘再复先生有文回忆，他刚刚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便想为俞平伯先生召开此次盛会。会前，他向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汇报，钱先生即刻表态支持，并且出席会议。会后，他又和刘再复兴奋地说：“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个赞誉来之不易，众所周知钱先生素来不喜开会。

回到手札，作为会场“目击者”之一的蒋和森婉拒黄汶，未能记下钱先生的风采，着实可惜。蒋先生拒写钱先生，又值得理解。他在《记俞平伯·附记》中写道：“《新文学史料》的编辑，一再要我写点有关俞平伯先生的记忆，我固辞不获，勉成此篇。”撰写俞平伯，已很勉强，又何况再写钱锺书呢？蒋和森此举，无疑是期刊编辑的憾事，倒是向来淡泊名利的钱先生所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