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波

1997年的一天，我的一位作者——其时我在县报副刊做编辑——打电话告诉我：“县里来了位挂职领导。”这位作者擅写小小说，他将这话当作小小说的开头。我跳过这个开头，等他的下文。“该领导来自遥远的吉林。”这句有了点情节。我仍继续等。我等来的第三句是：“该领导是作家。”情节向高潮迈进了。更精彩的内容是最后这句：“该领导将分管文教。”我迅速评估了这位作者向我透露的信息。我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甚至，我的心跳也加快了。我想，我的卑劣本性正是在这个时候露头的。

给我打电话的这位作者供职于某县级机关，可谓消息灵通人士。他第一时间获悉这个消息，又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可以看作对我的一种贿赂，一种“语言贿赂”，毕竟我掌握着稿件的生杀大权。几天后，这位作者又打电话来，说他已经拜访了那位作家领导，并且向他介绍了我。那位作家领导初来乍到，很想结识县里的文学作者，听说了我的创作情况后，作家领导急着要见我。我还记得我的那位作者在电话里用的是一种恩赐的语气，仿佛在暗示我，日后我要是发迹了，可不能忘了他这个“伯乐”。

我五味杂陈，有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也有种大喜过望、情难自禁的感觉。我还有种将要苦尽甘来、出人头地的感觉。要是我能得到这位作家领导的赏识，我的命运说不定会随之改变。那时我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小有成就，我是多么渴望调到文联搞专业创作。再不济，一年请上几个月的创作假也行。幼稚天真的我认为，只要这位作家领导跟相关部门打个招呼，事情肯定能搞定。我的意识深处还有这样的想法：即便我的命运无法改变，跟这位领导处个朋友，随侍他身旁，那将是多大的荣耀啊，我的身价也陡升，我的虚荣心将会得到极大满足。

去县府见作家领导的那天，我特地穿了身笔挺的正装。我想拎个果篮或礼包之类的东西，但觉得太俗了，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好看。思之再三，我带了几本载有我作品的重要刊物。其中有一本是1994年创刊的《大家》杂志，上面有我的小说《金戒指遗址》。当时，杂志社只寄了一本样刊给我。对于这本样刊，我一直珍藏着，从不拿出来。我知道，一旦丢失，很难再找到一本了。可是那天，我还是冒着被丢失的风险，带到作家领导那儿去了。我完全清楚我这样做的目的——让领导对我刮目相看，让他知道在如东这个小地方也有这样的文学作者，看重我，从而获得他的青睐。

领导姓吴，还是爱新觉罗的后裔，生有东北人的棱角分明的四方面庞，梳着大背头，很有气质，有点像电影演员蒲克，遗憾的是个头矮了点。他对我好像一见如故，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时他办公室的门敞着，我敲了敲门板，他一下从屋里奔出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我知道你是谁了，快进来，我来泡西湖龙井。当时我和他身处走廊，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有机关的，也有来自基层的，领导与我握手的情景，人们尽收眼底。我觉得很受用，很风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办公室的门仍然敞着，来来往往的人会看到领导与我坐在沙发上促膝谈心，亲密无间。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坐于朝堂，那种感觉美妙得无以复加。我一下理解了我的那位作者。

翻着我带去的杂志，领导脸上浮现出肃然起敬的表情，连连慨叹，果然名不虚传啊，没想到如东这个小地方这么出人啊。那天，我也把《作家》杂志带去了，他眼睛一亮，我是《作家》杂志的法律顾问呐。我问他是否认识宗仁发。他就像一个被冤枉了的孩子急忙争辩，岂止是认识啊，我们可是铁哥们。宗仁发跟我关系也不错，领导这么说，我有种“终于找到你了”的感觉。我记得这是《红灯记》里磨刀人对李玉和说的话。接着我们又聊了会儿文学，当然是浮光掠影，我敏感地发现，他也只能浮光掠影地聊。哦，我送一本我的作品给你，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找出一本小册子，双手捧着，恭恭敬敬递给我。我站起身接过来。当着他的面翻阅是不礼貌的，所以我一直拿着。领导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忙碌是可想而知的，我起身告辞。他爽朗地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以后有空常来。你的作品我要好好拜读，向你学习啊。他送我到门厅，目送我走远。我翻开那本小册子，原来是本办案的小故事汇编。我有点失望。

现在我回过头来审视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我觉得我做得没有错：结识一位文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有机会我们可以坐下来切磋交流写作，何况他又是宗仁发的哥们儿。问题是后来，我在虚荣心的支使下所干的事。

再来说说我的那位作者。可以说，他结交作家领导的心理与我如出一辙，将之视为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改变命运或荣耀感）。他隔三差五就安排一次饭局，每次都要叫上我。我知道，要是我不去，饭桌上肯定会缺少点什么。而在我当然是求之不得，这样可以一次次走近作家领导，感情这东西不就是通过“一次次走近”慢慢培养起来的吗？后来我发现，有着那种奴才心理的人何止我和我的那位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县里越来越多的文学作者知道了我与我的那位作者跟作家领导走得很近，所以，不是打电话给我，就是打电话给我那位作者，恳请我们帮忙，请作家领导吃一次饭，显然，他们也迫不及待想跟作家领导搭上关系。我和我的那位作者当然是有求必应，而作家领导也不推托。这也很好理解，他刚从广袤的东北平原来到南黄海之滨，举目无亲，生活寂寞，所以也乐意亲民。顺便说一下，打电话给我的人里面，有一位叫许福明，是做黄沙砂石生意的小老板。许老板算不上文学作者，但却是一位有着专业精神的文学读者。他的自建楼房里，专门辟出一大间做书房，依墙而立的书橱顶到天花板，摆满了古今中外名著，图书馆没有的文学杂志他都有。只可惜他请作家领导吃的都是猪身上的一套，猪头肉，猪耳朵，等等。吃完出来，我们一致诟病了许老板。但作家领导却很满意，说这是民间的味道。

那些日子，这个世上最疼爱我的姥娘正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她多么希望我有空就能守在她病床前，这会减轻她的疼痛，也会抵御我父亲不堪入耳的叱责，因为姥娘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可是我却义无反顾地走向觥筹交错的酒桌，与那位作家领导猜拳行令，谈笑风生，竭尽谄媚之能事。我姥娘在病床上并没有挣扎多少时日就去世了，这时，痛悔才像潮水般涌来，彻底淹没了我。我当时很希望作家领导能参加我姥娘的葬礼，但他说太忙了，实在抽不开身。我当然能理解，后来我请上人情的朋友吃饭，也请了他。他在饭桌上轻描淡写地说，入土为安吧。这种痛悔一直咬噬着我。世界上再也没有痛悔更让人寝食难安的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一直无法与自己和解。我希望通过写《姥娘》来与卑劣的我告别，但事实并非如此。老天其实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