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安正

大生纱厂计划发行十万元钞票，实际发行了“三万余元”。但是，这“三万余元”纱厂钞票，在南通“辛亥九月”及以后发挥了救济金融、稳定人心、促进工商业发展等积极作用。

大家对淮海实业银行在1920年1月发行的三种钞票(十元、伍元、一元)比较熟悉。事实上，南通更早在“辛亥九月”，即19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以大生纱厂名义发行过上述面值的三种钞票，这事较少有人提及。

特殊时期

众所周知，钞票发行权归银行。南通“辛亥九月”以纱厂名义发行钞票，是在特殊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大多数省份“趋于共和”，张謇亦顺应潮流，完成了从立宪到共和的历史跨越。11月8日，在张謇安排下，沪军都督府派狼山镇前总兵许宏恩率民军乘轮抵通，并于夜“七时入城”，协助南通和平光复。本地民众则“出城欢迎，道傍夹观者，男妇老幼约有万人，民军过处，拍掌之声如雷”。以张詧任总司令的军政分府总司令部随即成立，南通遭遇了千年一遇的特殊时期。

南通光复后，附近各县纷纷响应。但是，局面远未稳定，南京尚在清政府军队手中，南通除治安问题严重外，“金融异常恐慌，所恃以为援济之沪镇各银行、钱号均各停止汇兑”。“辛亥九月”正值南通新棉登场，因“汇划不通，市面衰败，民以棉花、大布上城求售，各庄皆因缺乏现款，停止收买，以致数日之间花价骤跌十余元，布骤跌五六角”，严重影响到纱厂运转与民众生活。另外，新政权经费开支，尤其是维持社会治安“军饷一项……省垣既无款可领，地方即不能不自为谋，当此人心惶惶，万一因应无方，致生哗变”。官商都希望总司令部尽快决断，“首谋救济金融，由财政处发行一种钞票，以资流通”。

特殊对策

军政分府总司令部下辖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处。发行钞票，不仅事关财政处，而且成为总司令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关注历史细节，我们可发现，张謇、张詧在南通光复前已预测到这一金融风险，并提出了应对方案。11月2日，《新闻报》透露，大生纱厂准备发行钞票，“藉以活动市面。已于日前在商会集议，由官商赞成，不日即将通行”。报道没有点明南通何人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显然只有张謇、张詧拥有以纱厂名义发行钞票的决策权。《张謇日记》显示，10月23日夜，张謇从上海返回南通，29日后赶往上海。中间在南通五天，张謇与张詧以及其他官商有所接触。故这五天，最有可能是张謇、张詧等筹商发行钞票的五天。南通光复后，预测成了现实，方案进一步完善，并作为特殊对策加以实施。

方案内容包括：第一，由财政处发行三种面值钞票，“共十万元以为购花之用，藉以活动市面”；第二，钞票以纱厂名义发行，以纱厂作为担保，缘于担心民众对总司令部“不甚信用”，故“暂由大生纱厂发行”；第三，钞票“限于通崇海之境流通”，“允各庄号，在本境交易及完纳赋税，一律通用”；第四，惩治伪钞，票面上印有“如有伪造，送官究治等字样”；第五，可以兑换银元，“复指定兑换处所……票面注明‘凭票即付’字样”；第六，规定钞票限于“辛亥九月”印刷发行。“一俟大局平定，仍由该厂兑现收回。”

存世七年

大生纱厂计划发行十万元钞票，实际发行了“三万余元”。但是，这“三万余元”纱厂钞票，在南通“辛亥九月”及以后发挥了救济金融、稳定人心、促进工商业发展等积极作用。钞票印刷发行原限于“辛亥九月”，民国建立，“总司令部撤销后，即已停发，嗣后均为逐渐收回者时期”，故纱厂钞票在南通市面存世只可能一两年，事实上却存在近七年。之所以流通较长时间，大致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纱厂钞票虽属临时性钞票，但纱厂为状元张謇所创，且就在民众身边存在，民国后又日见兴旺发达。将钞票与纱厂的信用与资产关联，在民众中可信度就很高，加以使用、兑换都很方便，“商家以便利关系，仍一律通用”。第二，张謇、张詧眼见钞票在南通市面上流通顺畅，商民称便，亦默许其继续存在，没有采取限期回收等强制性措施。“人民信用已深，乐于存放，不即赴兑”，南通社会甚至出现了专门收藏纱厂钞票的“藏票之户”。

变故发生在1917年5月，江苏省议会召开期间，有议员对南通长期使用纱厂钞票提出质询，南通“奉省令停止行用”，回收步骤加快。纱厂两次通告民众限期回收，截至1918年6月，仅剩“洋四百余元未兑”，宣告全部退出南通金融领域。

大生纱厂钞票不仅是张謇、张詧顺应潮流，谋求南通共和的见证，也是一种珍贵的钱币类文物。只是，这种钞票“辛亥九月”发行量不大，1918年回收结束时又绝大部分遭销毁，不知今天还有没有极少量存世，并为南通或外地的钱币爱好者收藏。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