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波
我多想坐一次爸爸的车杠啊，我甚至做梦都梦见自己坐在爸爸的车杠上出诊，我坐得直直的，尽量把脑袋往上探，这样，爸爸就能把下巴颏抵在我头顶上了。
我珍藏着一只老牛皮的长方形黑包，那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医生用的出诊包。它被时间侵蚀得太厉害，原先乌黑的包身已然泛白，沟壑纵横如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边沿露出线缝，拎手的一头也已断裂。包内有夹层，能放不少医疗用品，听诊器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注射器肯定也会有，它与针头，酒精棉球和胶布等搁在一个收纳袋里。此外应该还会有治疗一些常见病的药品，吞服的，或注射用的。对了，还有一把牙钳，因为出诊包的主人有时会给牙痛病人拔牙。我很小的时候，曾饱尝过它的厉害。那是一颗被蛀坏的槽牙，拔除它成了唯一的结局。我不记得是否打了麻药，但我记得冰冷坚硬的牙钳伸进我嘴里时我产生的恐惧，我本能地往后退让，躲避，可是为时已晚，牙钳已经攫住了那颗槽牙。接下来发生了令出诊包主人十分恼火的一幕。那时，出诊包的主人正处于人生的壮年，手腕格外有力，再坚固的牙齿，他的手腕都能对付。在他看来，拔掉一颗小孩子的槽牙，简直就是手到擒来。他没想到这个脆弱的小孩会拼命抵抗。他抗拒的方式是，当出诊包的主人有力的手腕攥着寒气袭人的牙钳开始操作时，这个小孩虽然无法摆脱牙钳，但他可以站起来，所以他便一下站了起来。这个孩子虽然还很小，但个头已经不小了，他站起来已经能够到出诊包主人的肩膀了，所以，当他站起来时，出诊包的主人只好举着牙钳了，举着的牙钳无论如何是不能把一颗牙齿拔下来的。出诊包主人喝令小孩坐下，于是小孩只好硬着头皮坐了下来。然而，当牙钳再次准备发力时，小孩又站了起来，牙钳再次举起。这个场景不断重复着，出诊包主人已经怒不可遏了。他喝来两个大人使劲按住小孩，血淋淋的槽牙被牙钳钳了出来，扔在一个白色的搪瓷盘子里，小孩悲惨地大哭起来，作为对失去牙齿的哀悼。后来，当他长大了，他才知道，他是为自己失去的一部分——尽管是很少的一部分——生命的哀悼。
现在再来说说那只象征着时间的出诊包。出诊包有把手，如果去附近或不远的地方出诊，它的主人会拎着它步行前往。倘是路途较远，出诊包的主人就会骑自行车出诊，而出诊包的翻盖会打开来，夹在车杠上，再扣上包扣。在乡间小路上，那只出诊包闪烁着黝黑的生命之光，那光给缺医少药的人们带来了贴心的安慰。在我遥远的记忆里，会出现一只狗。那是一只面貌有点丑陋、血统也很可疑的土狗，但是它对主人无比忠诚。当出诊包主人骑着自行车出诊时，它总是箭一般射向远方，然后停在道路的拐弯处耐心地等待。当自行车渐行渐近时，它又变成了一支箭（很多年来，这支箭一直呼呼作响地掠过我的梦境）。当出诊包主人入户诊疗时，它就会蹲在门外，守护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我不知道自行车在它的眼里意味着什么，但主人在它眼里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我的童年拥有很多缤纷的画面，而出诊包、自行车、狗和照得道路发白的月亮是画面之一。我总是羞怯地叫出诊包主人爸爸，我并不知道“爸爸”的含义，但我知道小镇的孩子都会叫家里的男性大人爸爸，仿佛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叫出诊包主人爸爸时不仅羞怯，还很犹豫，因为我发现，那些被叫作爸爸的男人对他们的孩子都很亲昵，他们会让自己的孩子坐在自行车车杠上招摇过市，那些孩子得意地大呼小叫。在很多傍晚，那些爸爸还会让自己的孩子像骑马那样骑在自己的肩上，朝露天电影场走去。在看电影的整个过程中，那个孩子会一直骑在他爸爸的肩头。我多想坐一次爸爸的车杠啊，我甚至做梦都梦见自己坐在爸爸的车杠上出诊，我坐得直直的，尽量把脑袋往上探，这样，爸爸就能把下巴颏抵在我头顶上了，爸爸的下巴颏会挠得我哈哈大笑起来，而在前面奔跑的狗会一次次停下来，好奇地注视着我。有一次，我小声地央求这个被我叫作爸爸的男人，我对他说，我想坐坐你的车子，像那些孩子那样，坐在车杠上，我很想你带我去出诊。可是这个男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好像说了这么一句“你没看我正忙着吗”，然后骑着他的自行车朝远处飞驰而去，跑在前面的狗不停地摇动尾巴，好像是对我的嘲弄，我的奢求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落空了，那么，骑在他的肩头去看电影这样的美事就更不用想了。跟别的爸爸不一样，这个我叫作爸爸的男人很严厉，也很粗暴，我从未感受到他身上的温情，我对他的陌生感就是在那时产生的。我当时有种简单朴素的认知，即让孩子坐在自行车车杠上，并且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肩头去看电影的男人，才会是那个孩子的爸爸。可是，出诊包主人从未让我坐过他的自行车车杠，也从未让我骑在他肩头去看过电影，所以，这个男人并不是我爸爸，然而，我每天又得叫他爸爸。我的童年一直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加剧这种陌生感的，是一次去东海部队看电影。每隔十天八日，位于小镇东南边的东海部队都会放电影，露天电影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让我们羡慕的是，哪怕挤翻了天，解放军总是占据着电影场中央最好的位置。那次我们全家都去了，因为去晚了，我们只好站在最后。前面的人不是站在凳子上，就是站在自行车后座上，我们根本看不到银幕，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那些人的屁股。电影开演了，我听到了枪声，是一部战争片。我焦虑万分。我知道爸爸当过兵，爸爸应该认识东海部队的人，所以我央求爸爸，“跟他们说说，让我们坐到中间解放军那儿去。”这当然是我的错觉，一个极其荒谬的错觉。一旁的妈妈笑了起来，“怎么说？你爸爸又不认识他们。”对妈妈的说法我很不服气，我怀疑爸爸并没有当过兵。我一直以为部队是爸爸的人生轨迹之一，要是爸爸没当过兵，那他是从哪儿来的？那天晚上我跑到银幕后面去看，可是银幕后面也站满了人。从银幕后面看，电影上的人的动作是相反的，比如右手握枪，会变成左手握枪，但我连左手握枪也没看到，我沮丧得差点哭了起来。
我一直想知道爸爸是从哪儿来的，他是怎么成为我的爸爸的。我一直想知道他从小到大的经历，比如，他小时候是怎么度过的，那时候的生活状况，时代风云又是怎样影响他的，还有，他是如何认识我母亲的，他的恋爱故事。比如，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在哪儿，在从事什么。可是他从来不告诉我，给我的感觉是，没必要告诉我。也有一种可能，他不想触摸以前的伤疤。当然，我完全可以问他，可以呼灯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请他聊聊以往。然而，我一次也没有创造这样的机会。现在想来只有痛悔莫及。究其原因，应该是我严重的心理障碍所致。在整个童年时代，我对粗暴的爸爸的恐惧一直横亘到他去世。现在当我怀念爸爸时，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他。我只了解那只出诊包和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我也了解那只冰冷可怕的牙钳，可是了解它们，又能说明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