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查宣统《通州水陆道里详图》，在四安地区标有两处城隍庙，除了酒店北街，另一座位于阚庵街。

阚庵老街，虽街面不大，但庙宇不少，弹丸之地竟有七八座庵庙观堂，经年累月，香烟缭绕。其中的城隍庙，位于阚庵中街路北，始建年代无考。据街上老者回忆，城隍庙当年的两棵银杏树粗壮无比，至少要三人合抱。树上沃子（老百姓所称的白鹭）成群，还常有沃子蛋落下。庙为四合院建筑，除大殿内供奉城隍老爷和城隍太太外，庙里还有诸多造型各异的彩绘泥塑像：千里眼、万里耳塑立于门厅两侧，他们的职责是收集各方信息，随时上报城隍老爷，使他对社情民风了如指掌。东西厢房供奉城隍老爷的部属神将如注禄司、褒善司、注寿司、罚恶司等十二司，个个面目各异，尊尊手持刑具。传说人死后都要经过城隍审裁，所以城隍庙里同时还有上刀山、下油锅、锯人、磨人等用刑场景，俨然一派封建官衙的缩影。而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庙里的一把大算盘，据说城隍专司人间善恶之记录，悬挂算盘，象征城隍计算世人的善恶功过也毫厘不差，清晰分明，故有开示来庙者扪心自问之意，以此告诫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悬崖勒马，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

由于笃信城隍老爷能治病、驱邪、解厄，城隍庙便成了人们的心灵寄托之地，遇到困难或麻烦,就到城隍庙求神保佑。每逢年节，这里常常是信众如潮，香火鼎盛。到出会之日就更热闹了。如吴浦云于1932年十月朝曾记“东门坐小车返家，至庵见旌旗飘扬，锣鼓喧天，乃出会也”，1933年清明节又记有“庵镇及酒店均有迎神赛会”。

因为信奉公正，城隍庙还是乡人的立誓场所。据旧报报道，1924年底，有阚家庵南乡陈某为贩布向羌家渡唐某借钱，就“其款已交与否”竟各执一词。因无凭无据且无人作证，无奈之下，两人到城隍庙“焚香点烛，敲钟击鼓。双方跪于神前立誓赌咒，烧文书求神显灵，使得水落石出”。结果，陈某于翌日破晓赶至唐之戚家，惶愧央告“一时糊涂，丧尽天良”，并谓昨夜赌咒回家后遇鬼打墙。不过，记者认为这是“陈某良心发现，故以隍庙显灵作遁辞”。

城隍庙是人们议事、集会的处所，曾历经许多地方大事。1925年五卅惨案后，“南通五卅血案后援会”成立并推动了南通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四安民众也纷纷响应，积极参与。7月6日，当地工商学各界假该庙召开市民大会。门首悬市民大会旗，会场国旗交叉，散发传单。四安第四校（按：即阚庵小学）及西亭十一校（按：位于包家桥）学生合唱国歌。总务股陈镜如报告，大意谓“国家的耻辱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大家起来努力，做外交的后盾。今开此市民大会，所以唤醒群众，救国于未亡”。随后的各界演说，“有报告沪案情形者，有述亡国之惨者，有提倡抵制英日货者，有述交涉之情形者，皆慷慨激昂。听者咸愤愤不平，尤以工界严景福所讲最为动听。严君在上海工厂作工，亲历其境，故所讲最为痛切。”末由学生前导，出庙游行。

同年11月，为维持治安，四安警察所“就阚家庵郡庙（按：即城隍庙）召集市董及市民开茶话会，提议集资购械，以防盗匪事。决定遵照县署警察所之议决案，酌定购枪四枝、子弹二千发”，并议定经费由大丰、裕康两花庄及富户等合筹。

1927年春，南通饥荒遍地，一片哀鸿，四安殷实绅商在城隍庙发赈救济。同年7月，庵镇市民“借郡庙召集茶话会，到者有绅农商学各界约百人”，朱荣昌及庵镇派出所巡长袁崇到会，议商取缔鸦片，严禁烟户等事宜。

抗战期间，地处交通要冲的阚庵镇是通城日军前往西亭、四安、石港等地的必经之地。1943年6月，日军曾驻扎于城隍庙内，并修筑了防御工事，后在东、西街都筑起了炮楼。沦陷期间，城隍庙及其信众见证了日寇在阚庵犯下的罪行：羌寄君、朱东木等抗日英烈在此献身，汪琛、蒋洪顺等无辜商民惨遭杀害，老观音堂与阚庵小学等处被焚毁……

抗战胜利后，阚庵小学在城隍庙复校，教室设在正殿两侧的平房里。1947年春，经地方人士陶颂尧等积极筹划，邓振先、陆水彬、黄藩为教职员，庵西乡第一保国民学校以城隍庙余屋为校舍开学，据载该校“新僻三大教室，光线空气方面亦颇适用，连日报名儿童，已达一百七十余名之多”，人气颇为旺盛。

1951年，为破除迷信，加之教室紧张，已是双轨完小的阚庵小学迁往河东老观音堂新校舍。为此，曾拒任伪乡长的周二先生（周彦希，通师毕业）命人将庙中的银杏树锯掉做成学桌凳，结果，带着徒弟锯树的范连木匠被粗大的树枝砸瘫，后卧床不久而死。数年之后，城隍庙被拆除。

如今，阚庵城隍庙早已不见，旧址仅存一片碎砖残瓦。但恍惚中似乎可以听到庙里的大鼓敲起，鼓声随风飘荡在整条街上。可以听到那熟悉的童谣“风来了，雨来了，城隍庙的鬼来了”，随后便是嬉戏的孩童在转瞬间又一哄而散……这是城隍庙留给阚庵街老人难以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