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斌
我今年虚岁100了。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回忆近九十年前的往事感慨万千。
我1924年出生于天津，跟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父亲辗转于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生活。
国破家亡
七岁那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青年教师带领学生们上街游行，宣传抗日，这使我开始有了抗日救国的意识。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当时我们住在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凡外地有亲戚的，统统提前撤离南京。父亲丢下家跟着单位撤向大西南，我已考上南京第一女中，但此时也只好辍学。哥哥十五岁，我十三岁，两个妹妹，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娘又怀着8个月的身孕。我们只带着随身行李一只衣箱，一个小行李卷，挤上了回南通老家的轮船。登船时，人山人海，倾轧涌动。我和哥哥一左一右，用肩扛，用头顶，挤开一个狭窄的缝隙，保护挺着大肚子的娘前行。妹妹们，死拽着娘的衣角，精疲力竭地挤上了船。船缓缓地离岸了，船上岸上嚎哭声一片——这是亲人分离的痛楚，也是离别家园的绝望，盖过了汽笛声的吼叫，盖过了江水的涛声。娘叹息道：“这就是国破家亡啊！”我捏着拳头，悲愤至极，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逃难到南通后，我们在南通如东海边的曹家埠何灶落下脚。娘很坚强，她是如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她说：“一家老小，不能把嘴扎起来饿死吧？”她决定利用废弃的小学，招生办学。她带着我，把破败的教室收拾干净，一间当住房，一间做课堂，就出榜招生了。
招生说明，何灶小学招收初小四个年级学生各10名，教授国民读本、三字经、百家姓、书法、珠算等。凡报名者学费都可以灵活收取，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可以用粮食瓜菜抵算。这很符合当地农民的需要，很快，招满了学生。
开学上课了，娘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十三岁的我，自然就当了“小先生”。除了在教室里上课外，我还把孩子们带到打谷场上体育课。我在南京上小学时，当过童子军的小队长，会整队，喊口令。这些农村孩子，很服从我的号令。经过训练，齐步走，正步走，跪下，卧倒，齐刷刷地很像样子。
时间到了1938年3月18日，南通、如皋相继沦陷于日寇之手。国民党军队和杂牌军不战而溃，逃到乡间分兵割据。白天为兵，敲诈勒索；夜间为匪，打家劫舍。乡邻们自发组织了巡逻队，一家出一人，晚上巡逻，发现情况，敲锣报警。那时哥哥去外地读书了，我虽是女娃，在家里就算“一丁”了，拿着棍子参加巡逻。
那年秋天，有两个外地人来镇上。他们站在打谷场边，看我带着学生操练，就到学校和娘攀谈起来。看我进去，他们说：“你们这帮孩子训练得多好啊，应该组织起儿童团，宣传抗日。”他们问我：“会不会唱《义勇军进行曲》？”我说：“会！”“会不会唱《大刀进行曲》？”我说：“不会。”于是他们拿出一张歌单给我，当场教我识简谱。并约我，过几天是“双十”节，曹家埠要举行抗日救亡群众大会，要我带着小学生去参加。原来，他们是驻扎在曹家埠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特务总队的中共地下党员，男的叫郭守信，女的叫姜辛耘。他们要我代表小学生在大会上发言。
10月10日那天，我带着我的小队伍，在人们惊奇赞叹的目光中，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我走上讲台，讲着讲着，眼前出现逃难时轮船码头哭声一片的情景。不由心中悲愤，大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下立即炸出惊涛般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情景使我振奋，激动。我暗下决心：要动员更多的人，一定要加入郭守信、姜辛耘他们，一起去宣传，一起去奋斗！
抗战支队
自此以后，我每天都跑到曹家埠特务总队政训处，认识了更多的地下党员，史白、洪泽、顾尔钥、陈伟达等等。他们借给我很多书，如《西行漫记》《陕北公学》等。我很向往、羡慕延安的“红小鬼”。
没过几日，一夜枪声。清早我跑去曹家埠，只见人去房空。听人说，是国民党省政府韩德勤的亲信部队，缴了特务总队的械。我失魂落魄似的，逢人便打听。当得知姜辛耘等人已经到了“抗战支队”，驻扎在马塘西街头的农民仓库。我二话没说，跟娘打了个招呼，一口气跑了15华里，终于找到了他们。我再也不肯回去了。
这样，我就成为一名抗战支队的编外小队员。生活是艰苦的，冬天也没有棉被，挤在稻草窝里，脚上的冻疮痒，早上起来，脚下的稻草都被脚搓碎了。而且编外无饷，好心的易素之大哥给了我一块“大洋”，后来知道他也是共产党员。
娘见我几天不回去，找到马塘来了。
我心情很矛盾。娘和外婆在乡下带着4个小弟妹，每天要给4个班级的学生教书，靠学生交的少得可怜的粮食，喝着照得见人影的粥汤苦熬着。我在家是娘的得力助手，不回去，娘就更苦了。回去吧，那就不能参加抗日救亡了。没有国，哪有家呀！在苦苦僵持中，娘拿出了我的换洗衣服，叹了一口气说：“你在外面，要自己当心！”我心里不忍，娘其实早已预料到我不肯回去，我真想扑到娘怀里大哭一场。我将仅有的一块“大洋”给娘时，心里的凄苦无法言说。这是1938年10月初，我将满14岁。
抗战支队政工队有很多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他们演革命戏，宣传抗日救亡。当时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小木匠》《游击队的生长》等，大多由史白大哥自编自导。
他编写的鞭挞国民党苛捐杂税的独幕剧《小木匠》，由我扮演。在马塘王家大院演出时，掀起了马塘历史上首次抗缴苛捐杂税的罢市浪潮。
他编导的6幕话剧《游击队的生长》，于1939年春节后，在如东马塘、掘港、苴镇、丰利等集镇巡回演出，收到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我在剧中扮演游击队小战士等两个角色。游击队小战士特别可爱，大家叫他“小兔子”。在最后一幕，战斗刚结束，战士抱着负伤的“小兔子”。爷爷来看孙子，把脆饼塞到“小兔子”手上，“小兔子”叫了声“爷爷”，拿脆饼的手就垂了下来。史白演的老爷爷双手托着牺牲了的孙子喊道：“我的小兔子啊！”凄凉悲怆的呼唤，引得全场泪下，群情激奋。游击队员“小兔子”的牺牲，激起了群众抗日打鬼子的满腔义愤。此剧当时在如东影响深远。几个集镇的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战支队，参加抗日。
史白大哥多才多艺，他写的歌：“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像梭穿；布朝北啊，米向南，朝北向南只报一道捐；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并且至今还在传唱。
抗战支队除了演出宣传，还分组深入乡村，组织农民识字班，巡逻队；到海边组织盐民抗缴苛捐杂税，组织抗日自卫队；在马塘等集镇，组织店员抗日协会和妇女姐妹会。我则组织儿童团，宣传抗日。印象深刻的是，我随盐民自卫队队长崔德耀到海边堤外的何家灶，组织儿童团。盐民家窝棚里就只有一口烧盐的大锅，锅边就是一家人挤在一起的稻草铺。夜晚，我一个女娃儿，无处可借宿，所好找到一个小土地庙，我就蜷缩在土地庙小小的供桌上。夜幕沉沉，海风呼啸，15岁的小丫头，照样睡觉。因为心里有团火，我无所畏惧。
抗战支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注意，他下令清查“赤化分子”。顾尔钥同志找到我，要我转移到如东邱升中学去读书，并在学校展开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支队”这一段的亲身经历，让我认识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口头抗日，实际上消极抵抗，积极反共，鱼肉百姓。而我身边的这些人，即所谓“赤化分子”的共产党人，才是真正抗日，为国为民的中流砥柱。
入党
进入邱升中学，我首先是专心读书，因为只有品学兼优的学生，才能在同学中建立威信，取得团结同学的条件。我因国难辍学两年，只能在初中一年级就读，学习成绩很快名列前茅，并代表学校参加了省和南通地区学校演讲竞赛，获得第一名，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和大家也熟悉热络起来。
邱升中学高中部的国文老师顾贶予老先生是当年南通的四大才子，日本鬼子侵占南通城后，避难到邱升中学教书。他是“抗战支队”顾尔钥同志的父亲。顾尔钥利用这层关系，经常到邱升中学开展工作。我当时15岁，顾老先生特别喜欢我。因为我们都姓顾，他要我叫他“爷爷”。我也利用这层关系，经常与顾尔钥同志保持联系。
从参加抗支政工队开始，我就不断受到党的教育。进入邱升中学后，顾尔钥同志继续对我进行着时事政治和党的宗旨教育。使我深切领悟到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我迫切地期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投身到救国救民的斗争中去。
1940年2月2日，对我是一个命定终生的日子。顾尔钥同志悄悄把我带到学校河西“顾爷爷”家后屋里，递给我一个火柴盒。我拉开一看，里面画着一面鲜红的党旗。毫厘之间，镰刀锤头熠熠生辉。顾尔钥同志严肃注视着我，我一下明白过来，盼望已久的时刻到了。我庄严地举起右拳，热泪夺眶而出，我跟着顾尔钥同志宣誓：“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救祖国于危亡，我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至于生命！”在邱升中学同时入党的，还有高中部学生金湘，我们先后担任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在我们的努力下，秘密党支部发展到19人，以党支部为核心，团结进步学生组建了青年抗日协会。兴办墙报，推广阅读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分裂投降阴谋，与学校训育部主任等反共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后，新四军东进到如东。为培养干部开辟抗日根据地，举办了学生社教服务团。南通、如东等地学校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纷纷参加，以邱升中学为最多。成为我党在南通地区抗战中的干部摇篮。
“麻雀儿饭”
1941年1月学生社教服务团的工作尚未结束，如东县委书记陈国权同志调我到如东丰利区担任区工委书记，后来又到丰西区发动群众。那里有个窑河乡最穷，有许多烧砖瓦的小土窑。窑工都是无地的贫苦农民。装窑，烧窑，出窑皆是极重的体力活，但这些窑工的工钱，每天也只有3—5角钱，不够买三升元麦的。时值春荒，许多春季断粮的农民、窑工集合起来，准备去吃“麻雀儿饭”。
我1938年曾在曹家埠何灶，见到过贫苦农民在春季断粮时吃“麻雀儿饭”的惨剧。饥饿的农民，老老小小聚集着，由一个孤身的农民带头，领着到地主富农家里开锅煮饭，吃饱了就走。这个孤身农民就叫作“麻雀儿头”，他是准备赴死的。事后，地主富农抓住“麻雀儿头”，用铅丝将其手脚捆住，用木头架起来活活烧死！我心里留下了惨烈的印象。
现在共产党、新四军来了，就绝不允许吃“麻雀儿饭”的悲剧再发生。我把农民、窑工组织起来，建立窑工抗日协会和农民抗日协会，开出借条，向有粮的地主富农集体借粮。同时，由抗日协会督促春熟收麦时偿还。随后我们立即开展了“二五减租”运动，麦熟交地租时，每担麦子少交25%，冲减春荒所借的粮食，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这样，工作队聚拢了人心，局面就打开了。
我那年才16岁，个头也不高。但我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民运工作队”队长，说起话来，有理有节，底气十足。这“底气”，来自共产党做后盾，来自拥护党的老百姓。地主老财对我不敢正眼相看，私下里说：“这个伢儿厉害！”
群众中有些人知道共产党就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提出分田地的要求。我适时宣讲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地主富农有钱人，我讲以民族大业为重，争当开明绅士，抗日爱国人士；对贫苦农民，我讲现在外敌入侵，必须要团结所有力量抗日救国，打败日本鬼子。我重点做好窑工抗日协会会长严九如和农民抗日协会会长桑树贵的思想工作，再由他们现身说法，向群众解释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形成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年夜饭
工作局面的打开，贫苦农民和窑工也把我们当成了主心骨和家里人。记得1941年初的“年三十”，我和工作队组织委员何蔚开完工作会后，不想打扰群众，准备到就近的顾家荡，找条船过夜。路过荡边时，被农民顾丙奎看见。他问我们去哪里？我说：“去荡里睡觉。”他又问：“你们没吃饭吧？”这一问，我肚子真的咕咕直叫。迟疑间，他婆娘直接把我们拉进了窝棚。
这就是一间草棚，中间用芦笆帐隔了。里间是芦笆帐搭的床，外间就是泥巴垒的锅灶，啥也没有。我心里一咯噔，如此艰难，怎么“请”我们吃“年夜饭”呢？
顾丙奎也看出来了，说：“你们等着。”他叫婆娘去草棚边地里挖几棵黑菜，自己拎着个鱼叉就出了门。不一会儿，他笑嘻嘻地回来了，鱼叉上多了一条又黑又亮的大黑鱼，足有两三斤重。
他把鱼中段一片，切出了一盆鲜嫩的鱼片，头尾和骨头烧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鱼汤，黑菜一炒，两菜一汤。香味扑鼻的年夜饭出炉了！一家人围坐锅边其乐融融。我边吃边问：“怎么一出去就抓了这么大一条鱼，是不是鱼很多呀？”顾丙奎说：“那个水窝里一直翻泡，我就知道有大家伙，没舍得动。这不就等着你们来嘛！”我心头热乎乎的，多好的群众啊。
晚上，顾丙奎不让我们走，一定要我们睡在里间的芦笆帐床上。他们夫妻就在外间炉灶边上窝了一晚。我们确实也累了，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床头多了两块灶糖，就是自制的麦芽糖。当地的风俗，过年用来供财神灶王爷的。供完灶王爷，大年初一早上放在孩子们的床头，眼睛一睁就有好吃的，昭示好运。夫妻俩真是倾尽所有照顾我们。这就是当年共产党和群众的鱼水深情。
顾斌手捧《南通反“清乡”斗争》一书。戴卫民摄
十七岁的区委书记
1941年8月上旬，如皋县城敌据点的日伪军突然对如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县委带着大部分同志向东，苴镇方向撤退。由于东北两面濒临大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是当时的小后方。我带着丰西区的同志坚持原地斗争。为了不连累家庭，改名“顾斌”，取意“能文能武”。
丰西区在丰利和古坝两个集镇之间。日伪军在丰利和古坝驻扎，建立据点，频频出动下乡抢粮，清剿抗日武装，形势严峻。我组织各乡基干民兵集中建立区队，带领区队掩护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埋藏掩蔽起来，及时“跑反”（即向避开敌人的方向撤离），利用地形地貌狙击敌伪。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日伪活动猖狂，我每天晚上带着区队转移驻地，有时一夜转移两次。区队的武器是新四军三纵队撤离时埋藏在宝河乡的，步枪多为“汉阳造”“老套筒”之类，有的枪栓都拉不开，我们修修擦擦，勉强能用。就靠着这样简陋的武器，我们在丰西地区保护群众，配合主力，坚持原地斗争。为了坚定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我除了组织各村联防，还亲自当尖兵，走在区队最前面开路。那时我还不满17岁，老乡们都叫我“顾政委”。“顾政委在前面，不怕！”各村若有敌情甚或纠纷，我一去，“顾政委来了就好办了”。那时，共产党就是老百姓的主心骨，是老百姓的保护神。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相继在如东县丰利区、丰西区、掘马北区和南通县十总区等地担任区委书记，一直坚持战斗在基层第一线。
生死考验
抗日战争中反“清乡”，解放战争中反“驻剿”，都是异常残酷的，南通地区根据地的区乡干部、党员在坚持原地斗争中，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
1947年初，抗日战争胜利仅一年多，国民党军就对通如海启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占领了所有市镇，实行驻剿。土改逃亡的大地主也趁势回乡“扒田倒租”，搜捕残害我区乡干部，斗争形势十分严酷。
当时，我从南通县十总区完成土地改革，带领地委巡视组帮助抢运埋藏在如东掘马北区大草荡里的我方军用物资。任务完成后，如东县委借调我到掘马北区挂职区委副书记，协同苏云区长等同志坚持原地斗争。
1947年7月22日，国民党整编49师314团进驻掘港。随即派出一个营，带着还乡团600多人，突袭掘马北区腹地虹元乡，进驻三官殿。当晚，我和苏云同志商量反驻剿斗争，分工我连夜转移公粮，掩护青壮年和妇女撤退；组织留守人员与敌人周旋，拖延构筑碉堡。
苏云同志带领区武工队阻击骚扰、伺机歼敌。当他们前进到掘港东北苏家尖时，正遇到一群被敌人“兜剿”惊恐失措的老百姓，人声嘈杂混乱，苏云立即沉着指挥，殿后掩护老百姓向草荡深处转移。此时敌人的机枪尾随扫射过来，环北乡指导员曹春泉中弹牺牲，苏云中弹负伤。当敌人搜剿过来时，苏云同志壮烈牺牲。
就在同一时间，我在敌军三官殿据点东边的朱家窑，听到南边机枪声，估计苏云遭遇敌情。下午获悉苏云同志牺牲，悲痛万分！
在敌军驻剿的第12天拂晓，天还没亮，敌人倾巢出动，分多路向草荡地区箟梳过来。我带着武工队一个组正从三官殿据点夜袭敌人回头，在冯家荡西边，与敌遭遇。我迅即命令三个武工队员下水，泅回我方掩蔽地冯家荡报信。我不会水，只能缓缓地划着小船向东北方向移动。敌人看到水面移动的黑影吼道：“什么人！靠过来！”我用当地方言回道：“收鱼卡子的。”正在危急关头，一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拂晓前的寂静。敌军官恼怒地质问：“谁开的枪？不准开枪！”但已经晚了。冯家荡里的干部群众立即转移，敌人偷袭冯家荡的阴谋，被枪声断送了。
我趁此机会，将小船靠拢北岸，把三条步枪沉入水中，这才发现这是个荒圩子，只有一个大坟堆。我钻进坟堆芦苇中，隐藏起来。听到敌人的口令和呼叫声，我判断敌人驻下了。此时天色渐渐亮了，两边满庄子都是敌人，庄口的屋顶上都放了高哨，我是跑不掉了，被敌人发现肯定就“光荣”了。
我下了必死的决心，准备牺牲。我用手臂将身旁两边的芦苇捧过来掩住身体，一动不动。蛇倒是没出洞，众多的蚂蚁在我头上脸上到处乱爬，我只能忍住，熬住。敌人的高哨就在不远的屋顶上，看了一天，就是没看到他们日夜想抓的共产党区委书记，就在眼皮底下！
敌人抓不到人，就满庄子抢掠，杀鸡宰猪。这时屋顶高哨上的敌人也去吃饭了。太阳西斜，庄子上渐渐寂静下来。
我估计敌人撤走了，缓缓地爬出坟堆，走出圩口。在庄外的大路边，赫然看到躺着一个人，是区委通讯员管维高。小伙子原本白净的圆脸，现在变得清瘦灰暗。前胸被敌人捅开，血已流干。是他发现了敌情，打响驳壳枪，和敌人交上了火。挽救了冯家荡满庄子干部群众的性命，也掩护了我。他用年轻的生命与敌人拼搏，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才19岁。
12个日日夜夜，我们以区乡三十余人的小股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牵制住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群众无一伤亡，敌人一个壮丁也未抓到，一粒粮食也未抢到，顽固的保甲长也未编成，匆匆撤回掘港，很快又撤去江南。我们根据地的党组织，政权武装，像钉子一样扎根在这块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