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兰

母亲马上要过八十大寿，我们姐弟便觉得这是彰显孝顺的大好时机：“不管订多少桌，费用我们来！”母亲却剥夺了我们在亲戚面前撑面子的机会：“我有钱，不需要你们破费。你们还要为孩子买房，还要考虑孩子们结婚彩礼啥的，我的生日就不要你们掏钱了。”

我很好奇母亲的经济底气从何而来。

“我前几天黄豆卖了一千多……”

“三只小羊卖了一千二……”

“红小豆卖了三百……”

“蚕豆卖了五百……”

“稻子卖了两千多……”

“这几天小青菜大小也差不多了，我明天扎个十几把，到街上去卖……”

我和弟弟一脸惊愕，一直觉得我这个月月拿工资的教师，和在外创业的弟弟才是母亲生活的保证，我们时不时在节日掏出百元大钞，拎上几盒礼品，才让母亲衣食无忧，没想到这个农村留守老太婆，竟然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富庶生活。

“我一个月九百多的养老金一直没取呢，等过年让你弟取了，帮我存起来。”母亲一脸荣光，像是得到股份分红的大老板，开始“指点江山”了。

我理解母亲的“成功”，因为在那个凭借劳动力挣工分的大集体时代，母亲就是村子里有名的“铁姑娘”，是劳动能手。她插秧，又快又齐；她除草，又利落又干净；她拾棉花，又量多又质好……反正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对她的活计基本免检，甚至把她的“作品”作为示范样板。

可惜，后来工厂进驻到村里，母亲成了失地农民，姐姐进厂成了工人，我读书成了教师，弟弟把爸爸带到浙江，一起做生意去了……母亲那如“绣花”般的劳动技能成了“弃儿”，家里再也不需要靠她挣工分换取口粮了，她唯一的价值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努力让我们这些冲在前线的“士兵”，回家后可以吃饱喝足，修养身心。

但时间打乱了节奏，新冠疫情让多病的父亲撒手人寰，弟弟的生意也遭遇挑战，姐姐的孙儿也出生了，我儿子也在苏州买了房。所有的亲情沟通不知从啥时起，变成了姐弟之间互相倾诉的生活压力，而这样的压力最终都汇成一个词语：经济压力。

被边缘化的母亲不知何时忙碌起来，她把自留地“雕花”般地种上了花生、萝卜、红薯、小青菜……她把别人不要的“十边地边”开垦起来，种上豌豆、红小豆、豇豆……甚至工厂征用的土地一直荒废着，母亲也见缝插针地种上了包菜、黄芽菜、黄豆……反正，只要有土地，母亲就会用她那裂了口子的黑魆魆的双手，让地里长出“金子”“银子”，长出生命与希望来。

每次回村，我都被在田地劳碌的母亲治愈。只要有土地，只要勤力，劳动可以让我们经济富庶，更让我精神充足。

《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引用了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我的母亲一不小心就践行了此真理，顺便治愈了我们这些子女的精神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