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波

他已经在时间里待得太久了，现在他要逃出时间了，逃到时间的外面去，这才是他的终极目的。如果这么推测，我就恍然大悟了，他所有的行走都是在进行突围表演。

什么是时间？似乎没有人能给予一个准确定义。南斯拉夫作家伍里采维奇（1840—1916）的母亲曾对她儿子说，“时间就是永恒，人们荒废时间就是荒废永恒。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也许时间就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别荒废它吧。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不管对时间如何定义，它一定会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把已经过去的一切叫作过去；把正在经历的一切叫作现在；而我们将要或试图去做的一切则称之为未来。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我们身内，不在我们身外：过去了的贮存在我们的记忆中，现在正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而将要到来的则包含在我们的希望和期待之中。这是狭义的“时间论”，而它的“论点”就是钟表。透过钟表时针的转动，我们既可以眺望过去，又可以感受现在，还可以期冀未来。在钟表尚未被发明的年代，人类用沙漏来计算时间：沙粒缓慢地滑过狭窄的瓶颈，数量逐渐减少直到一粒不剩，这种方式生动地说明了岁月是怎样从我们身边偷偷溜走的。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沙漏更能让你对时间的流逝感到触目惊心的了：象征着生命的沙粒不停地溜走，我们的存在本身必然会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奇迹般的缓期执行，最后消灭得干干净净，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尘土归尘土”。

我其实很喜欢中世纪欧洲乡村教堂的钟声，那是一种很奇特的计时方式。那钟声给人一种沉思的、难以捉摸的快乐，柯勒律治称之为“穷苦人唯一的音乐”。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度里，钟声向着做礼拜的人们响个不停，耳朵都要给震聋了。国外有些大教堂——如科隆和鲁昂的大教堂——在计算时间的飞逝时，把嗓子都喊哑了。而在意大利荒僻的多山地区，小教堂发出的简单的钟声，丁当丁当，有一种浪漫的、迷人的效果。你不知道时间在前进，还是静止不动，在朝前走还是往后退。有的人不用人工来确定时间，他们一般对时间的直接表征都有极敏锐的观察，对个别日期也有极强的记忆。比如，察看天体的方位和星宿的形状，就知道时间和季节，也可以通过观察月亮而计算时间，并知道太阳何时东升，何时西沉。处于这种环境的人，除开遇到的事情和那标志变化的表面现象外，并不去探究更多的问题，因而不会把心智搞得糊涂发狂。但钟表被发明出来后，人们的心智往往就会被搞得糊涂发狂，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伤害。比如深更半夜，在无法入睡或身体衰弱的情况下，钟表的滴答声折磨人的精神活像纠缠不休的蚊蝇的骚扰。即使它已实际停止，那久久萦绕在心上的余音还会转化成发出滴答叫声的甲虫。而在西方文化里，甲虫发出的声音，被认为是死亡的前兆。其实，这种说法具有一定道理——死亡正是时间飞逝的结果。

我又要说到我父亲了。我父亲似乎对手表情有独钟，每天早晨都很认真地戴到手腕上，晚上再郑重解下。他那种庄重的表情，似乎表明他正在举行一种重要的仪式，一种用手腕负载时间的仪式。让人费解的是，即使罹患了认知障碍症，我父亲也从未停止这种仪式，并且，随着认知障碍症的加重，这一仪式也愈演愈烈了。如果仅仅是“戴”和“解”这两个举动也就算了，问题是他还不停地瞅腕上的手表，就像是一个在候车室里候车的旅客不停地瞅腕上的手表一样。“旅客”等同于“过客”，而“过客”又等同于我们每个人。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在等候那辆死亡之车。我不信父亲会有这样的认知，连正常人都未必有这样的认知，他这个失去了时间感和记忆力的人更不会有了。那么，他为什么还会如此在乎手表，还会每天不停地瞅手表上行走的时间呢？这正是让我惊愕的地方，也许，所有认知症患者身体的某一部分处于神秘的领域，而正常人都无法进入其中？除了吃饭和睡觉，我父亲最惦记的事就是奔跑和行走——一开始是奔跑，然后是行走，最后是蹒跚和句号。我一直怀疑他是受了手表指针的蛊惑而不停行走的，他想我也要像指针那样不停转动，我要扮演时间，我要成为时间，等等。于是他就成了指针（时间），而表盘是广袤的大地。事实也确实如此，小区的人只要看到我父亲行走的背影，就能估摸出大致的时间。不仅模仿表面上的指针，还模仿表面的圆形，这就很好理解他每天的行走路线为什么是个“圆”了：从宾东路口右拐，沿范堤路往北至油米厂桥，下桥左拐，沿江海路朝西抵青园北路，再从青园北路向南到车站，而后左拐，从友谊路至人民南路，再左拐到海子牛雕塑回到范堤路，直至宾东路口，这一大圈不就是个“圆”吗，一个闭合的圆。

但我又有一个疑问。有一次我远远跟在父亲身后，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这么做是在为与他重叠作一次热身或者预演。我当时只是想暗中陪着他、观察他。我发现，父亲在行走时不停地看腕上的手表，他把手腕抬起来，几乎快抬到脸上了，这样他一低头就能轻易看到时间了。频频做某种同样的事，无疑是焦灼的表现。是的，即使我离他很远，我也能感受到他的焦灼。为什么？这个已然成了时间的老人为什么会如此焦灼？其实，这种焦灼感布满了他的整个生活。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这是他的口头禅。在家里，他总是时不时问我母亲，我们什么时候走啊？他这样问的时候，会低头看他的手表。然后再次不耐烦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走啊？我母亲问他，去哪儿？他沉默了，但几分钟后他又问，我们什么时候走啊？我母亲问，你是不是想去菜市场买菜？他微笑着点点头。菜市场很近，只隔一条马路。可是来到菜市场后，他又问，我们什么时候走啊？他这样问时，蹙着眉头看手表。很显然，菜市场不是他的目的地。有时，他要我母亲陪他去超市买脆饼，但到了超市他还是会瞅着他的手表问，我们什么时候走啊？我越来越相信，他紧盯着手表，是在进行计算，计算还要多久才能走出时间之外——他不想再待在时间里了，他已经在时间里待得太久了，现在他要逃出时间了，逃到时间的外面去，这才是他的终极目的。如果这么推测，我就恍然大悟了，他所有的行走都是在进行突围表演——“突”出时间之外。所有的认知症患者都是狡黠的，是神秘的智者。他们知道时间对人类的伤害，再没有比时间更可怕的伤害了，但只有逃到时间外面去，才能避免时间的伤害，而这个道理只有认知症患者才知道，所以在辽阔的大地上，才会有那么多离家出走的认知症患者。对于我父亲来说，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即那些故去的亲人都在时间之外，他们都在时间的外面翘首以盼地等着他前去会合。这是一个漫长的路途，他知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而这个路途又何止千里啊，所以我父亲才每天孜孜不倦地奔跑、行走直至蹒跚。两年多前的一个阴沉冬夜，他终于功德圆满地走出了时间之外。他先是坐在地上，然后慢慢躺倒下来，他的心跳声已经传导给了大地，他躺倒下来正是为了聆听他的心跳。我试图拉他起来，我发现他腕上手表的指针停止了转动。我永远无法知道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停止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