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立蓉

上世纪50年代，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如东老家工作，分在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那时的乡村小学，教学条件艰苦，教师没有单独的宿舍，白天是教室，晚上两张课桌一拼，就是自己的床铺。到了冬天，寒风顺着破门的缝隙灌进来，薄薄的被子根本不顶用，寒冷像一根根针刺在骨头上，狠命往骨髓里钻。晚上冻得睡不着，只好穿上所有能御寒的衣服，点亮煤油灯，在昏暗的灯下读书。长期在湿寒环境中生活，父亲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后来，他只得离开教育岗位，调到县城供销系统下属棉麻公司工作，从此，开启了与棉花打交道的30年漫漫时光。

那时，如东是著名的植棉大县，以年产“皮棉百万担”而在全国闻名，是鼎鼎有名的棉花之乡。如东棉花的质量也属上乘，全国各地的棉织厂慕名而来。记得当年棉麻公司的办公室是一排青瓦砖房，门廊碗口粗的圆木柱上刷有红漆，院落里铺着水泥方块砖，一圈矮冬青修剪整齐，靠近大门的角落里还有一口大水井。办公室中间有会议室，那儿总是人声鼎沸，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棉织厂的业务员，凭着单位的介绍信，千里迢迢求购皮棉。父亲文化程度高，分配在调度室工作，这是棉麻公司最忙碌的部门。我在掘港小学读书，放学后，独自一人走到他的单位，父亲看见我进来，一手拿着电话机，一手握笔在纸上做记录，用眼神示意我去他身后的办公桌上做作业。父亲办公桌上的那台拨号电话机不停地响，稍微停息一会儿，父亲还要填写各种汇总表格。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打印表格，都是自己打格子，用复印纸一式三份，表格的封面，父亲用小楷端端正正写下表格的用途。父亲剧烈地咳嗽，办公室的小王叔叔往他的搪瓷杯里续上热水，来不及喝一口水，电话又响起来……

省外的棉纺厂将采购款汇到市棉麻公司，父亲承担着及时收回款项的工作。若通过银行汇票承兑，有一个时间差，会损失不少利息。父亲常常乘坐最早的班车去南通市区，取好支票，当天下午赶回。寒暑假里，父亲会带我一同前往，那就是我快乐的旅行。一路匆匆，繁华的街景一掠而过，但中午能在市棉麻公司食堂吃一顿午餐，让我至今念念不忘。午餐盛在一个不锈钢圆盘子里，里面有好几种菜，甚至还有肉丸子。一个餐盘只配一双筷子，父亲给我买了一把不锈钢勺子，勺子的另一端是一把可以收缩的刀具，这把多功能的勺子，我保存了40多年，一直锃亮。而那些美味，也长久地留在记忆里。经常往返市里，父亲结识了几位朋友，我记得有一位冯伯伯，还有一位张伯伯，他们也是教师出身的文化人。吃完午餐，冯伯伯会带着我们去他的宿舍休息片刻，我看他写毛笔字，一笔一画，铁画银钩。张伯伯会拉小提琴，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拉小提琴，琴声悠扬，心里暗暗惊叹，原来，人还可以这样儒雅地生活着啊！

记得父亲还有一位在连云港棉织厂工作的朋友。有一次他到如东出差，正逢我因伤寒住院。叔叔买了几瓶橘子罐头，赶到医院来看我。那些罐头，一瓣瓣橘子，漂浮在水面，橘络相连着，缠绕在一起，好像在水中漾开的花朵，随着水的波纹颤动……父亲按照商店的价格，我记得有两元多钱，一分不少地给了叔叔。他说叔叔家有三个孩子，生活也很困难。父亲就是这样，从来没有动用手中调度的权力，为自己谋得一分的私利。

轧花厂在棉麻公司附近，靠近如泰运河。轧花厂的主要工作是把棉花分等级进行加工，根据棉花的质量可以分作7个等级。那时棉花分拣的自动化程度很低，挡车工完全靠手工劳作，在飞絮弥漫的车间加工棉花，把蓬松的棉花压缩如铁板一样坚硬，大约100公斤一个包装。我姑母在轧花厂做缝包工，把加工好的棉花打包。缝包工是季节工，工作也很辛苦，一天缝制下来，一双手伤痕累累。装卸工人再把包装好的棉花，一袋袋运上船。他们扛着捆扎好的棉花包，步履稳健地走在连接码头和货船的跳板上，他们的身体随着跳板的颤动，微微上下跳动，他们已经游刃有余地掌握好这种节奏和跳动。这些棉花包顺流而下，运到南京中山码头，根据指令性计划，发往全国各地。父亲去南京出差，赶赴江边，指挥工人装卸棉花。父亲至今都为之自豪：滚滚长江边，巨大的吊车，成吨的捆扎压缩成条状的皮棉，听凭他调度指挥，运送上更大的巨轮。

上世纪90年代，父亲退休，一直居住在棉麻公司宿舍楼。这栋80年代建成、曾经风光无限的建筑已经陈旧衰败。阳台的围栏经过40年的日晒雨淋，水泥变得黝黑，甚至掉落，西面墙壁爬满一壁爬山虎。但宿舍楼前的小花园，依然一年四季繁花盛开。在繁弦急管的城市，还有这样古旧的建筑，并不显得突兀，反而让人感受到幽静和亲切。常看到有年轻人背着画架到这儿写生或拍照，感受这个城市里留存的古意。小花园里有一株不知名的山花，那是很多年前父亲出差带回的。春天的时候，它会开出一树白色花朵，那形状像极了开放的棉花。

每当寒冬来临，父亲还是喜欢盖一床新棉花弹的棉被。父亲始终认为那种软和、温暖和清香，任何一种高级时尚的新型保温材料都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