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活是工作的基础，生活上做不到自觉自律，工作就难以做到清正廉明”。严明生活纪律，对于约束党员“八小时以外”言行、塑造党员队伍形象、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相较于其他纪律，生活纪律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才首次提出，其位居六大纪律之末，篇幅在六大纪律中也是最短的，这些容易让人产生生活纪律相对不重要的错觉。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明生活纪律，就必须深刻理解加强生活纪律建设的三重意蕴，不断增强遵守生活纪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理论意蕴：加强生活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宝贵品质

《共产党宣言》鲜明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这一“无私利”的政党本色，决定了其不同于“市民社会”中的其他利益集团或群体。这一不同，不仅体现在生产资料等经济层面，更体现在政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无私利”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员的党性在行动上的重要体现就是生活纪律。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明确提出生活纪律的概念，但相关的论述中均有生活纪律的影子。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第一章就写明了盟员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对工人阶级政党提出了生活纪律方面的要求了。此后，经典作家均强调要大胆监督领导人，防止领导人生活腐化、奢靡享乐、挥霍浪费、搞特殊化等。可以说，这些相关论述为党的生活纪律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理论根基，新时代党的生活纪律是对相关论述的继承与升华。

历史意蕴：加强生活纪律建设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因而党员的身上不可避免会继承和沿袭“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建党初期，我们党就制订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情感意见和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党员个人生活要服从于党的利益，这意味着我们党加强生活纪律建设的雏形初现。

在井冈山和土地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强调“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台的目的主要是和群众搞好关系，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在生活上对红军的规定。这是我们党和军队对生活纪律最早的认识，为推进军队建设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建设时期，面对党内干部队伍中滋生的贪图享受、道德败坏等现象，邓小平尖锐指出：当前，我们干部队伍中享乐腐化思想在蔓延，突出表现在男女关系上，到处闹“婚姻改组”，这些人以“婚姻自由”为借口，无视党纪国法，不顾家庭妻儿幸福，使用威胁欺骗甚至流氓手段以达到他们的卑劣目的，已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一时期，党严肃查处了有当代陈世美之称的李民婚变案，刹住了“婚姻改组”邪风，从根本上严肃了生活纪律，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后，陈云作为重建后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曾经立过一条“不收礼、不吃请”的规矩，时刻不忘人民公仆定位，坚决杜绝生活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一阶段，我们党反对铺张浪费，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的全过程。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证明，没有严明的生活纪律就没有事业的兴旺发达；没有严明的生活纪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就会大打折扣。

时代意蕴：加强生活纪律建设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活纪律建设，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展开了一系列有利于生活纪律建设的实践。

2013年，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2014年，习近平在同中央办公厅职工代表座谈时更深入讲到，在实际生活中，必要的人际来往是难以避免的，但要对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有所约束，不能什么饭都吃、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交、什么话都说。2015年，党中央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四风”特别是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实践成果制度化，首次将生活纪律写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2018年修订的《条例》将“家风建设”写入生活纪律，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行为的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去年底新修订的《条例》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将铺张浪费和网络空间发表不当言论等写入生活纪律，用严格的纪律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生活中的不当行为，对维护社会新风尚、塑造党员队伍良好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生活纪律是其他五大纪律的基础，因为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往往都是从生活上的阀门松动开始的，生活纪律可以说是党的纪律的第一道屏障。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重视生活纪律这个基础，用严肃生活纪律构筑起严明党的纪律的防火墙。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纪委）

□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