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辉

退休后，我有了大把自由支配的时间，静下心来写点儿东西的奢望渐渐成了现实。明明白天也有空，我却偏偏喜欢在灯下“爬格子”。大概是入夜后，周遭的暗黑扎起了一道“篱笆”，圈住了“平原走马”的思绪吧。

夜阑安谧，能够打断我思路的只有远处钟楼的钟声。我每每听到的，几乎都是午夜的十二响钟声。是此刻的钟声更响？还是周边更安静？唯一的解释是因为“相处”久了，我和这座大钟有了“约定”，彼此间的“对话”总在万籁俱寂的子夜。

从记事起，这钟声我听了60多年；打第一记钟声响起，这座钟断断续续敲了110年。

我的出生地冯旗杆巷在钟楼西南侧。半个世纪前，国内连自行车都还是稀罕物，就更别提汽车的噪声了，老南通城要比现在安静得多，我在旧居中听到的钟声，也比现在更加清晰。

记得在通中念高中时，每到上午最后一节课，一听到十一响钟声，我就会不时侧脸看看地上移动的日影，只要与我画的记号线重合，立马就合上书本，准备下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家肚子里的油水本来就不足，更何况我们都处在长身体阶段，哪个男伢儿到了饭点不是“饿急吼吼”的？

童年记忆里的钟声总是伴着各种情节，深深印刻在我心里。

早上五点一过，外婆会拎着篮子奔菜场去。计划经济时期，蔬菜都是由郊区蔬菜队提供的，每天清晨六点左右由菜农送到指定菜场。能否买到最新鲜、质量最好的蔬菜，就得看谁起得更早、谁能排在队伍的前面。

逢年过节，购买蔬菜是限量的。为了多买些菜，外婆会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跌跌跄跄地跟着她去排队。那些年的冬天格外寒冷，隆冬时节的濠河年年结冰。凌晨昏暗的路灯下，我在人群中打着呵欠，两只长满冻疮的小手揣在袖筒里，不时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这大概也算是我对人生艰辛的最初体验吧。

晨钟敲响的是当年的生活节奏，而晚钟演绎的又是另一段情节。

那个年代没有夜生活，城里人的生活节奏只是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稍稍推迟一些。晚上八点的钟声敲响时，我总是捧着一本《三侠五义》《彭公案》之类的“禁书”贪婪地读着，外婆看见了就会说两句：“躺在床上看书，眼睛要近视的呀。”到了八点半，耳边响起了通棉二厂锅炉间汽笛的鸣叫，那是提醒周边上夜班的工人做好换班准备。此时我才会在外婆“不早了，明天早上还要上学”的再次催促声中将书搁到枕边。

四季的钟声各具特色，但印象最深的还要数夏冬两季夜晚的钟声。

那时还没有电风扇，盛夏时节的晚饭后，老街小巷里的人家大多做着同样三件事：打开房间临街巷的后窗通风；搬出竹榻、门板、躺椅乘凉；拎几桶井水浇在天井里降温。此刻院内、街边、巷口，甚至桥头，到处都是乘凉的人。“夏夜钟声协奏曲”也在此时拉开了帷幕。通常要到晚上八点半过后，小巷才渐渐安静下来，蟋蟀的鸣唱成了主旋律。

而那时我一直在期盼着九点的钟声，因为钟声敲响后不久，一声熟悉的叫卖就会由远及近传遍整条冯旗杆巷。

“五香——茶叶蛋”，这是一位长者悠扬的嗓音，空灵、深邃、磁性，甚至还带有丝丝禅意。听到叫卖声，外婆经常会掏出五分钱，让我买个茶叶蛋，她自己是从来都不舍得吃的。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看清这位老人的面孔，只有那悠长的叫卖声，一直回荡在我心中。

那时，父母亲忙于“抓革命、促生产”，姐姐、哥哥又都去当兵了，家中常常只有我与外婆两个人。腊月里夜晚的钟声，以及灯下外婆的背影，一直定格在我心里。

入夜后气温骤降，我早早钻进被窝。西北风猛烈地刮过屋顶，发出动物般的阵阵“尖叫”；砖的缝隙处不时掉下土屑，落在帐顶铺开的报纸上“沙沙”作响；钟声在大风中忽轻忽重、时近时远、悠扬飘荡。此刻的屋内却静得出奇，外婆正坐在灯下一针针地纳鞋底——她要赶在春节前为父母亲和我每人做一双新棉鞋。风声、钟声、土屑的洒落声，尤其是外婆拉鞋绳线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咝咝”声，汇成了美妙的催眠曲，躺在床上看书的我，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的外孙也已经到了我当年的年纪。我想，他现在听到钟声的感受与我当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或许，在当下这个喧嚣的世界中，他根本就听不到钟声。

世界正处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不变的是那钟楼悠悠的钟声。无论你听还是不听，这钟声已经敲响了一个多世纪。正所谓故人今人若流水，共听钟声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