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生

朝阳升起的时候，如皋古城东南一座高大厚重的灰色砖雕门上一片绯红，门额“集贤”二字像涂了胭脂一般，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这条活了1000年的古巷，曾经车马相属，冠盖如云，那青阶朱门、粉墙雕窗的状元第、王公邸、尚书府、知州宅，静静地诉说着流金岁月，最璀璨的话题，就是“金龟压钮，代产伟人”的故事。

明代人刘钟愉在《王学士宅碑记》说：“缅维有宋，叠起名贤。在雉水之东阡，有龙图之旧宅。金龟压钮，代产伟人，黄雀投怀，世留阴德。”刘钟愉指的是“一门七进士”的事。

刘钟愉所说“有龙图之旧宅”，特指王家在这条巷子的地位。王家一世祖王载，年少之时发了财，就在“雉水之东阡”置宅，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王家人书写的集贤里传奇故事，就从王载落笔。王载终身未曾入仕，却以仗义疏财、崇尚教育而享誉乡里。

王载自身没能进入仕途，死后被“赠官至大理寺丞”，属于一份“哀荣”，但他重视教育和培养下一代，把他们送进“状元”“进士”的门槛。王载的二儿子王惟熙是宋景祐元年（1034）进士，孙辈中王观是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王觌是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王观和王觌的堂侄王俊乂是宋宣和元年（1119）徽宗朝的状元，王咸义是宋政和年徽宗朝进士，王岐、王正纲是淳熙年南宋孝宗朝进士（《江苏省通志稿》第三卷）。王氏一门，在宋代就出了七位进士，王俊乂还是如皋乃至南通史上第一个状元。

这条长不足400步的小巷，从宋代至清朝，走出17位进士，一位状元，一位尚书，不可谓不神奇，《如皋县志》记载：“乡人引以为荣，名其里曰集贤里。”集贤里的荣，因王家而起，因王家而兴，当然，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里，汇入了以冒辟疆为代表的冒家，以礼、兵、吏、户四部尚书戴联奎为代表的戴家等后兴家族。

一个地方的历史，就是一个地方名人的故事。集贤里的历史，因人而显。如皋乡贤冒广生作有《龙游河棹歌》一百首，大部分是咏赞如皋历代名人，其中有咏王观、王觌、王俊乂。

冒广生咏王觌的诗是：

党人元祐大名镌，奏疏丛残剩几篇。

子姓凋零丘垅换，输他苕上沈千贤。

王觌就是明代人刘钟愉所指的“王龙图”。王觌，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历任润州推官、颖昌府签书判官，太仆寺丞，太常侍御史，右谏议大夫，刑、户、工部侍郎，御史中丞，翰林学士，追谥龙图阁学士，世称“王龙图”。

王觌跟堂兄王观都是胡瑗的学生，官至从三品，还当过镇江、苏州、成都的市长，一生在新党与旧党之争中动荡不安。宋徽宗时，蔡京将与自己政见不合、反对变法的旧党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王觌名字刻于碑上。冒广生的诗，就说的这事。

名列《元祐党人碑》中的人，大多数是正人君子，他们的名字与极少数奸佞排在一起受羞辱，很多人为他们不平，连刻碑石的工匠都不肯列他们的名字，说：“司马相公者海内皆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实际上，当时主张全废新法的仅有文彦博、司马光等少数几人，范纯仁、苏轼、苏辙、王觌等人比较中庸，主张只废除那些不利于民生的新法，王觌说：“法无新旧，惟善是从。”法哪有新旧之分，只要是于国计民生有利的法，就是好法。后来，宋徽宗下诏毁其碑，那些元祐党人子孙，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新摹刻、收藏，以夸后人。

冒广生咏王俊乂的诗是：

两学诸生汗且僵，宣和遗事太荒唐。

抠衣不下黄冠拜，此是朝阳一凤凰。

宣和元年（1119），宋徽宗赵佶钦点王俊乂殿试第一名，徽宗见王俊乂身材高大，伟岸隽秀，对他大加赞赏，称其“真所谓俊异（乂）矣”，“宜即超用”。权相蔡京爱惜人才，欲纳王俊乂于门下，少年得意、心高气傲的王俊乂再三拒绝，把蔡京气得不行，直接把他弄到太学去教书。

中国科举制度自隋唐至清代1000多年间，产生了550多个文状元，全国共有 2860多个县，小小如皋就摊上一位状元。王状元坚决不与蔡京同流，其气节与人品为世人感叹。如皋乡人更是敬重王俊乂，把他年轻时读书处称为“状元陂”，在东大街上为他建“状元坊”，泰州“乡贤祠”“名宦祠”都祭祀王俊乂。更耐人寻味的是，如皋有一习俗叫“过百路”，即婴儿出生百日那天，由婴儿外婆或祖母抱着佩戴银饰的婴儿经过长巷、百岁巷，再到状元坊、集贤里走一遭，沾些寿气、文气，将来成为“长命百岁状元郎”。这说明，集贤里、状元坊已经融入如皋百姓的日常习俗，成为他们生活血脉的一部分，这比任何形式的纪念都更为经久永恒。

《南通传》连载 第九章 一步千年：雉皋自古多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