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千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明确改革路径和具体措施。增强文化自信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在“两个结合”视域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总结，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路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熠熠生辉，其根本在于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文化自觉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生命体和文化主体性又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得以彰显。

“第二个结合”以铸牢中华文化主体性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第二个结合”基于文明逻辑与历史规律相统一，以文化自觉把握中华文明融合贯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转型。“结合”并非是不加选择地全盘融合，得以“结合”的条件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不同于“现代化在中国”，其着重点在于对中国这一规定性的凸显，而最具表现力的特质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顾百余年党史，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从一开始对待传统文化区分糟粕和精华的“两分法”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两为法”，再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两创”，实现了由静态到动态过渡的历史性嬗变。这个过程标志着文化主体性在日益自觉地确立，并构成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前提。

“第二个结合”以建构新的文化生命体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看，新的文化生命体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源和血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也是更深刻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是这一化学反应的关键一步，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交融，不同于简单的文化嫁接，而是内在的文化再造。中国共产党要自觉基于“体用关系”来寻求其结合方式以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明体”可以赋能“达用”并达到体用贯通的境界。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看，新的文化生命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条件和载体。《道德经》中言“不破不立，破而后立”。首先是“破”，即解构西方中心论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马克斯·韦伯就将西式现代化的实质看作是工具理性对前现代性的祛魅，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对价值理性的关怀，解决的是文化滋养与精神家园的问题。其次是“立”，即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解决文化和理论之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接中国的地气，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因子和时代特点，创造具有中国“芯”的文化生命体。

“第二个结合”以筑牢中国道路根基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第二个结合”以大历史观厚植中国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抗性关系，现代化镌刻着传统基因,本质上是一种延续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中国道路扎根于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是有根有据、有本有源的，决不是无由来的创新、巧合或歧出，而是由中华民族深厚历史积淀、文化基因进行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沿着五千年文明发展逻辑迈向现代化文明大道的全新演绎。另一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塑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文化底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中华文明，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展望未来，要以激活中华文明为目标导向，打通中华古代文明通往现代文明的“任督二脉”，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使“活”起来的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本文为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4_3491“‘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意识”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