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安

通州为本地历史之旧名，和静海、崇州等一样，都可作为整个南通地区的代称。但本文所涉之琴人轶事仅与今天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南通市通州区相关，并不包括市区及其他县区。受地理因素影响，长江入海口北翼曾存在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沙洲，通州金沙即为其一。金沙旧名古沙，嘉庆《两淮通州金沙场志》（以下简称《场志》）载有“翠微观雨”“北寺双林”等“古沙八景名迹”。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取“披沙拣金”之义，始名金沙。历史上的金沙地处边陲，州人多以煮盐为业。经历代先民垦荒发展，明清时渐成集镇，始有人文蔚兴，弦歌不辍。上图左起：刘嵩樵、朱汇森、吴浦云、三余江谦耕读处。

（一）

乾嘉年间，金沙张克歧、张克谦昆仲，与流寓此地的刘名芳、张廷圭、程文光等在南山翠微楼结为诗社，海门丁有煜、如皋江片石亦参与其中，一时间名流荟萃，吟声迭起。同人唱和所作数十篇诗作，因被收录于《场志》，而得以流传至今。其中一首名为《壬子春初游毓秀山》：

肩舆一路趁朝曦，十载人重谒古祠。客自有情悲惠远（谓碧公禅师），琴于何处访钟期（昔年谢伊君、袁认斋诸子曾结琴社于此）。初晴雪影含荒迳，傍午茶烟出短篱。他日或来春正好，杏花香应吐枝枝。

毓秀山在古金沙西离场三里，由邑人张寓及其次子张九泽先后施田十二亩，于天启年间垒土而成。其上建有大圣行宫（毁于“文革”），“圣像威严，殿宇耸翠，百卉芬芳”，乃“一境之钜观”。乾隆五十七年，张克谦临毓秀山“重谒古祠”，不由得想起十年共游此地的碧公禅师。惜斯人已逝，口占一绝追忆故友，用典“高山流水”，本是平常不过，但张克谦随手所作小注却为本地琴史保留了一则珍贵的信息。

注曰：“昔年谢伊君、袁认斋诸子曾结琴社于此。”这说明至少在乾隆年间，金沙已有琴人活动，并结为社团，彼此交流。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通州甚至整个南通地区最早的琴人结社之记录。可惜的是，无论是谢伊君、袁认斋，还是他们所创建的琴社，都无法找到更多与之相关的信息。

不过，如同今人仍将早被移平的毓秀山附近的一条马路命之以山名，当年“绿树浓荫、清泉环抱”间的悠悠琴声，同样隐作草蛇灰线，虽藏之史海一隅，却伏延千里，连接古今。

（二）

南通一地素有琴学传统，康熙年间的徐常遇（著《响山堂琴谱》）及其三子（徐周臣、徐瓒臣、徐晋臣，合著《澄鉴堂琴谱》）、徐祺（著《五知斋琴谱》）皆可称一代宗师。不过由于历史上本地区曾属扬州管辖，故不少人都将他们归于广陵一脉。从谢、袁二君所处的时代来看，他们的琴学渊源大概率也不出其外。

随着清末琴僧云闲（如皋人，著《枯木禅琴谱》）及其留在如皋的传人相继殂逝，已在本地延续数百年的广陵派日渐式微，以徐立孙、邵大苏等为代表的梅庵琴人则继踵而起，影响遍及南通城区及周边县市，通州亦不例外。严晓星先生所著《梅庵琴人传》中，专文介绍的通州琴人即有四位（此书撰写之际，刘赤城先生尚在，故未单独立传，仅在介绍其父刘嵩樵时附带提及），简略介绍如下：

1.刘嵩樵（1904—1997）

刘嵩樵，名毅，字子柔，号嵩樵，又作松樵，又号白鹤山人，通州刘桥人。1951年至1958年间，刘嵩樵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时，受堂兄刘浩然影响，学琴于徐立孙。1980年，南通梅庵琴社复社，被聘为顾问。琴之外，尤善丹青，被南通书画院聘为画师。藏琴“潮音”“沧海龙吟”“一天秋”等。子刘赤诚（1938—2019）承父志，于195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古琴专业，是当代琴坛较有影响力的琴家之一。

2.王旭初（1908—1988）

王旭初，名阳，以字行，通州袁灶人。青年时即喜爱国乐，上世纪50年代任职于南通师范，与徐立孙是同事，并随其学习古琴。

3.朱汇森（1911—2006）

朱汇森，字仲蔚，通州石港人，青年时曾随徐立孙学琴。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后来到台湾，朱汇森都在教育系统工作，曾任台湾“教育部部长”。编著有《社会教育学》，与人合著有《自胜者强》，主编有《警政资料》《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参与编纂《中华民国史事纪要》。2001年，出席台北南通同乡会，仍能弹奏《秋风词》。

4.王建白（1919—2008）

王建白，原名王朝荣，通州姜灶人。1936年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师范部，师从徐立孙学古琴与琵琶。20世纪60年代初，任扬州专区文教局局长，对当地琴人及古琴事业发展多有支持。1984年，广陵琴社复社，王建白是成员之一。

此外，《通州历史文化概览》还记录了一位梅庵琴人，就是张季雍（1905—1969）。张季雍是通州东社张广和（泰）南货店家的长子，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法学系，青年时学琴于徐立孙处。南通沦陷期间，通州的精进中学因为受日军侵扰，校址一度更迁，历余西、东社、三余等地。徐立孙曾任教其中，并避居于张家。

另有四安吴浦云（1897—1976），曾任南通县教育局局长，亦能琴。通州档案馆存有其1913年至1972年间的日记，其中保留了不少他习琴、弹琴、教琴的记录。吴浦云虽非梅庵琴人，却与徐立孙、邵大苏、张季雍等皆有交往。

（三）

梅庵一脉的发展壮大，固然离不开徐立孙、邵大苏等人的热情，但究其诞生之源头，和近代通州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亦息息相关（张謇祖籍江苏常熟，元末迁通州石港，自高祖迁金沙，历三代，父辈始居海门）。概括起来，其功有二：

一是当年王燕卿能留在南高师任教，是受时任校长江谦之邀，而江谦是张謇的学生。当年江谦南京科考落榜，心灰意冷，正是因为张謇的赏识与提携，才终成一代教育大家。值得一提是，1935年，江谦因避战乱，从家乡婺源来到通州三余隐居数年之久。他将所居之地称为“海滨耕读处”，至今仍存瓦屋数间。

二是张謇所办省立第七中学（即后来的南通中学）、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后与女子师范合并为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皆是徐立孙的任教之地。而徐立孙的学生中，有一大部分都是三校的学生或同事，此可谓梅庵发展的地利之便。

张謇除间接促成了梅庵琴派的诞生及兴盛之外，其本人亦与古琴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于光绪二年（1876）的日记中，首次表达了自己想学琴的愿望：易云梯（允升）来。易，粤人，工琴，能画兰竹侍女，解吟咏，吐属亦甚雅。沦于下位，与执鞭卫戟者伍，惜哉！听弹《平沙》《梅花三弄》两阕，指法清越，一洗俗耳。场后拟从之学。

二十年后，因父丧守制在家的张謇致信托友人购琴。又民国十年（1921），川派琴家吴浸阳偶得良木，依《易经》六十四卦之名制琴六十四床，并将其中之“蹇”卦琴赠给张謇（“蹇”“謇”二字古时相通）。张謇感其“识字晓经训，尤今世雅才”，特为其琴斋制铭。

可惜的是，啬庵先生苦心于自己的实业、教育事业，终未能尽“海上移情”之乐。在筹办南通博物苑时，他将自己的古琴与其他收藏一并捐赠。

是稿草成，笔者又将《场志》及其他相关地方史志、笔记，查阅数通，希望能找到当年毓秀结社诸子的只言片语，惜一无所获。某日，不经意间看到《场志》“景岫楼”“扶海冯氏”等数枚藏书印，忽然想到这部海内孤本入藏南通图书馆之前的主人冯雄，亦名列《梅庵琴人传》。

如此说来，唯一一则与古代金沙相关的琴事记录，竟有赖另一位异代知音得以保存至今，大概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