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成

近日，一部由中央电视台、公安部等联合出品的电视剧《我是刑警》正式播出，剧中有一个片段引发网友热议：“1·28”持枪抢劫大案中，省厅领导询问基层民警在排查中为何会漏掉“陈小秋”这个重要线索，这位基层民警每次回答总是侧头看他上级领导。这一行为让网友炸开了锅，纷纷在屏幕上留言：“这种情况在我们单位很普遍，实话都不敢说，谁说得不合领导心意，肯定会被领导‘穿小鞋’‘骂蠢蛋’”“现在都这样，凡事都得顺着领导的意思办事，不然真会给自己惹麻烦”“看吧，回到单位，这个民警要被他们队长骂死，而且‘锅’还得这个民警背”……

其实，这个片段之所以让网友“吐槽”不断，主要是因为与网友产生了“共情”，被网友戏称“太现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映射了当前我们工作中实际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从行政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唯上是从”关系，将迎合上级喜好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从本质上讲，这是党性不纯、权力观扭曲、责任心缺失的具体体现。

在如今这样一个人人都可发声、人人都能传播的时代，讲真话的公德属性正在慢慢流失。主要是担心讲了实情，怕影响领导政绩；说了真话，怕被“穿小鞋”；凡事不以领导满意为目标，会被扣上“刺头”的帽子。尤其是近几年，无论是疫情防控期间大搞“表格抗疫”，还是脱贫攻坚期间高估贫困户收入，无论是花费甚至浪费大量公共资金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还是迎接上级调研督查安排经典路线展示“亮点形象”……这些“闹剧”背后真实存在的问题，往往是由“不敢说、不能说”造成的。

造成当前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不敢言实情的原因，有这些方面的因素：一是存在本领恐慌，缺少扎实的调研能力，不得不说一些“假大空”的套话来敷衍应付；二是“好人主义”盛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奉行“祸从口出，明哲保身”；三是工作要求用“讲规矩”代替“要听话”，崇尚“一言堂”等。

不可讳言，如果党员干部都学“南郭先生”，信奉“为官不言”，那么真实情况就只能在“发言之后”“材料之外”。只有让党员干部敞开心扉，敢于把真话从心窝里“掏出来”，才能实现“良币驱逐劣币”。因此，必须做到察实情、听真话，打造民主决策、民主考核的“群言堂”，以广纳忠言产生的“蝴蝶效应”，提高党员干部的“言值”和纳谏集思的“智商”；不唯上、只唯实，健全奖惩机制，重用讲真话、报实情、求实效的党员干部，加大对弄虚作假、溜须拍马型干部的惩戒力度；延触角、重监督，在基层民主协商中、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中、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多请群众点题，多请群众评判，力求群众满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