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明代刻印官版大藏经有三部。洪武时期，明太祖召集各地佛教学者于南京点校《大藏经》，并命人刊刻，此即《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因《初刻南藏》刻成不久就遭焚毁，明成祖又于永乐年间两次敕刊，先后重刻于南京、北京，为便于区分，通常分别称作《永乐南藏》《永乐北藏》。

《永乐南藏》付梓后，其经板藏于南京大报恩寺，并开放供民间自由请印，故该藏经流传甚广，对弘扬、宣传佛学的影响也最大。

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永乐南藏》雕成，到清康熙年间，大报恩寺一直承担着全国绝大部分寺庙的印经任务，是全国佛经流通的绝对中心。

吉林省图书馆所藏《永乐南藏》，其经书“莲花台施经愿文牌”正中有墨题“海门县正堂政和黄奎壁恭请”，说明该藏为黄奎壁等海门人士请印。黄奎壁，明万历二十六至四十一年海门知县。清《顺治海门县志》以其富有政绩而入列传：“黄奎壁，字聚垣，闽之政和人，以明经知海门县事。风神忼爽，才猷敏练，礼士得民，全以儒术修饬吏事。精堪舆，故多兴建，实有裨于民生。”足见黄为人慷慨爽直，有才干智谋且敏捷干练，堪称勤政爱民的好知县。再查阅相关史料，并结合该藏经所显示的有关信息，当年能成功请印这部《永乐南藏》的原因，亦可基本明了。

一是佛教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命礼部广泛搜集遗书善本，刻印刊行，还下令不得征收书籍税，使得当时的刻书风气极为兴盛。加之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洪武时期佛经的刻印传播因此而甚为流行。永乐年间，又因明成祖崇信佛教，佛经刻印规模更大。即政策环境的相对宽裕、帝王对佛教的推崇，以及官方数次主持刊刻《大藏经》，推动了佛教印经事业的繁荣及佛教经籍的广为流通。

二是刻印佛经，是僧众弘法途径。自古以来，僧人肩负着隆绍佛种、续佛慧命的重要使命。历史上官刻大藏经供自由请印的只有《永乐南藏》，于是，各地前来请印、迎请者纷纷，其中也包括海门僧众。从经书上施经愿文牌与“韦陀护法图”间文字，可知该藏经由“崔柏、顾霑、吴一俊、金如茂、方演文、昙华院住持法寿”等人“登大报恩寺”后才得以印造。

吉林省图书馆另藏历年《检晒经单》，则提供了更多当年赴宁印制《永乐南藏》的细节。

如道光六年记“大明万历丁巳年间，开山功德主、诰封中书成公宇实暨诸同事并住持法寿和尚等，留京数载，请工印刷，共置藏经六橱，计八千六百四十一卷，分为三百七十八匣”。邑绅成宇实及昙华院住持法寿等人，数年致力于此，体现了他们阐扬圣教的初心本怀。而僧人募化刻印经书，既有研读经义、依教奉行之用，又有讲经说法传教之需。故海门僧众来此印经，与其大力弘扬佛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施经愿文牌左下方文字显示，这部《永乐南藏》由“南京聚宝门外徐小岗印造”。大报恩是明代最著名的皇家寺院，因前来请经的信士众多，以致明初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内外印刷《永乐南藏》的经坊、经铺生意相当火爆。日本学者曾有研究，在《永乐南藏》中留下名字的坊铺近20家，徐小岗印造行是其中之一。

三是为积功德，有信众提供赞助。佛经的印制，其资金多为募化而来。赞助者除了积累功德，还有消除业障、往生极乐等愿望。从施经愿文牌右下“浙江慈溪县信士方日新助银刊”可知，海门所请藏经，由慈溪信士方日新出资助印。而“天”字版左下方除刻有“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信士方日新捐资敬刊大藏经像板一副”外，还有一段文字：“祈保父亲方辂、母亲冯氏，现生之内，五福齐臻，他保之中，二严俱备，四恩总报，三有均资，见相皈依，咸登觉地。”透过简短的发愿文，便可窥见出资者助印佛经的真实内心态度。而文末“万历庚戌年立”，为该藏经的印装时间，即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