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微

早年读过鲁迅先生《而已集》中的一篇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中国古代名士曾持续数百年服用“寒食散”的怪异风气感到抓狂。

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上层社会就流行服药行散，以期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显示一种“名士风度”。鲁迅说这种服散的风气直到隋唐时还盛行不衰，他考证到唐代有“解散方”，就是解“寒食散”的药方，可以证明那时还有人吃，并指出“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但是鲁迅并没有明说“寒食散”之风止于唐代的具体依据，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一直是个谜。

近日偶读唐代丁用晦的笔记小说集《芝田录》所载《赐宋璟钟乳》一文，算是找到了唐代开元盛世时仍盛行服用“寒食散”的确证。说的是唐玄宗于端午佳节把钟乳石赏赐给宰相宋璟，宋璟很珍惜，命人用它配制“寒食散”。宋璟委托的配制者提出要把钟乳石带回家去炼制，手下人提醒宋璟，要提防配制者偷偷地用劣质品来调换这些优质钟乳石。可是宋璟用人不疑，并教导手下人要以诚信待人，不要随意猜疑别人。由此事可见，当时钟乳石仍是珍贵之物，出自不同产地可能在品质上存在较大差异。

据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的说法，“合炼”是指将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硫磺五种矿物配上中草药一起炼制成“五石更生散”，即为“寒食散”。这种“散”刚吃下后，人会感到浑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通常情况下人发寒要多穿衣、吃热食，但服用“寒食散”后的发寒恰恰相反，要脱衣、冷食，以冷水浇身，否则会有性命之忧。更要命的是，皮肉发烧后皮肤很容易被衣服擦伤磨破，就必须穿宽大的衣服，普通的鞋袜也不能穿了，要改穿屐。而且衣服、鞋子都要穿旧的，以减少与身体的摩擦。另外，“寒食散”吃下之后还不能休息，一定要多走路，帮助药性发作，美其名曰“散发”，又叫“行散”。

那么在高门贵族名士眼里，“寒食散”为何长期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近代学者余嘉锡所著《寒食散考》指出:“《世说》注谓寒食散方出于汉代，因何晏大行于世，考之传记，此言不虚。魏晋以后，服者相寻。”现代医学早已证明，“寒食散”没有任何药用功效，反而是有毒的。三国魏何晏吃开了头以后，便逐渐流行起来。自魏晋至唐末，“寒食散”竟风行了六百余年。

就在翻阅《芝田录》后不久，我又相继发现《赐宋璟钟乳》一文在北宋李昉主编的类书《太平广记》和王谠的轶事小品集《唐语林》中被录引，在元末明初陶宗仪的笔记丛书《说郛》中也被收录，足见其史料与文学的双重价值。

从“哲学母乳”中获得思辨乐趣

细读邓晓芒先生《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日久，对原先比较费解的康德哲学的感悟似乎有了一些眉目。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被尊为西方的“哲学母乳”，作为“三大批判”的引首，《纯粹理性批判》呈现出令一般人眼花缭乱的纷繁错杂。然而当你一旦真正进入，便会发现一个从未体验过的佳境，跟着康德哲学对人类的理性能力作一番批判检讨，探索重建人类理性大厦的可能，会获得无穷的思辨乐趣。

《纯粹理性批判》开篇记录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相信我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奠定基础……”康德哲学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先天综合判断是认识的唯一形式”，换言之，一切知识都开始于经验，但不局限于经验。这一思想大概来源于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的“经验能够以一定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心灵”。康德在原著中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并囿于哲学文本自身语言行文和表述的晦涩难懂，因而不会达到哲学爱好者所期望的清晰性和连贯性。但是邓晓芒的《句读》付出极大的辛劳，尝试着“帮康德把话说圆”。譬如对“先验感性论”的解读，几乎都是以十来句剖析原著每一句，讲解的切入点就是“我们的一切认知都是从感觉经验开始的”，我们常说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感性认识是初级层次，是后天通过经验接收到的知识；理性认识是先验的，或者说是带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康德认为哲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走上科学之路，参照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来重建自身，比如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就认为数学知识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是从自然哲学里总结出的规律，有鉴于此，康德也认为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离开了经验就谈不上获得新知。

康德之前的哲学在学术界很少被视为畏途，比如培根和笛卡尔相对还算通俗，莱布尼茨、休谟也比较好懂，尽管他们的逻辑性极强，但是能够读下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到了康德，绝大多数人开始读不懂了，西方哲学明显上了一个高高的台阶。有研究者认为，康德之前的哲学都流向康德，康德之后的哲学都是从康德哲学流出的。真的难以想象，十八世纪的欧洲倘若没有康德的横空出世，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演变会是怎样的迟滞和混乱。事实上，时至今日，哲学领域的几乎所有探讨最终都还是要回溯到康德的“三大批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