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石

南通“三一八”斗争烈士钱素凡是名诗人，也是位哲人，他忠于情感，崇尚理性。“非常人的常人”为其主观自我认定，“教育名士、文化战士、民主烈士”则是客观权威评价。“一花一世界”——若将钱素凡的理性言行比作一朵花，那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位历史人物完整的精神世界，并由此获得启迪和教益。

一、非常人的常人的理性观点

1、理性是现代人基于逻辑思维的一种人性。

2、个人对理性的屈服是人生唯一规范。

3、理性复活才能刷洗世间陈垢。

钱素凡的理性观吸取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基本思想，但又不同于西方学说中的“理性人”。其理性的“理”，是基于逻辑的唯物辩证哲理之“理”，是地理、历史、文学等学理之“理”，是中华优秀伦理之“理”，是生活常理、科学道理、客观真理之“理”。钱素凡的理性观洋溢着时代与中国气息，充满了民主、科学精神，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使命感，构成了钱素凡思想精神和个性品格的基础与核心。

二、教育名士、文化战士、民主烈士人生的理性选择

1、悉心于“理性”的诸“德性”培养。

作为教育名士，钱素凡提出“教育是立国之本，立国是永久的事业，教育的方向之确定，自然要带点历史的眼光。建设的、和平的、理性的诸德性之培养，其价格将高于一切；实践的、创造的、进展的诸生态之启发，其迫切也将高于一切”。他十分重视并坚持教育理性和理性教育的实践，并将理想教导、理论指导和理智引导作为培养理性诸德性的三大重点教务。

钱素凡“自省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将理想教育列为理性教育的首位，努力以自己的理想影响学生，进而形成学生的理想。抗战胜利后，他曾为通中高一学生作文出题“理想中复兴的中华民国”，而后，挑选了四篇学生佳作，刊登在他主编的《东南日报》副刊《东南风》上。

在教育实践中，钱素凡尤其注重学习科学理论对培养理性思想的作用，在所担任的地理、历史、国文、公民等等科目教学中，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科学的科学”──哲学“融为一体”，将爱国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并为学科理论指导和学科知识传授分别设立了教学目标。强调自然科学理论学习的最高任务为全人类谋福利，社会科学理论学习的作用是“直接地求他们的见闻扩大，观察力、辨别力、推测力加强，间接地求他们都可以因此有一个比较正确向健全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教书育人效果。

2、致力于理性的文化批判和建设

作为一名新民主主义文化战士，钱素凡在文化批判对象、文化批判武器和文化批判策略上的选择上，均体现出鲜明的理性。

基于对时代、社会、国情、人心的深刻了解，钱素凡认为，“文化工作几乎等于在打仗，与封建分子打仗，与洋教买办打仗，与法西斯分子打仗”。《振作政风必须肃清官僚主义》《论豪绅政治》等政论则是其批判封建主义及其种种表现的代表作。同时，钱素凡反对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批判。他曾郑重地提醒，“所谓杂文，固然是现实生活中拿来斗争的投枪与匕首，可不是攻击别人以惬己意的玩意儿”。

钱素凡将新民主主义文艺看作“战场上的野草”“废墟里的‘闲花’”，既要“暴露人间的不平与罪恶”，“也要歌颂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所以文艺也需要武装”，而武装“都从打仗中得来”。分析钱素凡遗留的数百篇文化批判檄文，我们不难发现，他最擅长使用的批判武器是唯物辩证主义科学哲理。

钱素凡始终战斗在敌占区，他选择的主要斗争策略是“化敌之堡垒为我之阵地”。在我地下党的支持下，他曾担任《江北日报》副刊主编和《北极》编辑。《江北日报》副刊创办的“诗歌线”专栏成为通城“诗坛”，大众化的诗歌蔚然成风。其编辑的《北极》，将原来反动政治性杂志改革成“纯学术、纯文艺”的刊物。抗战胜利后，他又假借中统《国民日报》，创办了副刊《苏北文艺》，并使之成为了我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一块园地、一处阵地。

钱素凡在文化建设的思想路线、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的选择上，同样不失为一名理性战士，一位知行合一者。他在历次“文艺晚会”上的演讲和针对“文艺晚会”活动，提出的将“地方性的文艺工作”与全国性的大潮流脉搏“合拍起来”等多条意见，遵循了他所坚持的现阶段“艺文工作”的正确路线——“反封建的革命路线”和“联合民主的斗争路线”。钱素凡关于打破界限，成立“南通文艺协会”的提议，关于文艺协会女性理事人选的提名，关于为文艺协会撰写的《章程》，表明了他赞同和遵守“民主集中制”和“联合团结”的组织原则。钱素凡在多年，特别是在“三一八”斗争期间所写的《醒醒吧，南通！》《临和平使者》等诗文，则显现了他主张文艺所表现的内容、方法、工具都要朝着“大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文化建设工作足以证明，钱素凡是位“真正誓为文化努力的文化人”、是位“大智大仁大勇”的文化战士。

3、献身于理性社会和民主运动事业

钱素凡崇尚理性，追求真理，是一名崇尚理想和科学信仰的宣传者。他在少年诗作中早就坦言：“我是宣传者。我是为责任心所遣使的。”大学时代举办的通俗演讲是对家乡民众所作的社会宣传，成年后，更有《论宣传剧》等戏评，而中国政治前途的理性愿想和世界政治远景的理性构图，是钱素凡后期宣传的主题，“民主”则是其选择的、终身宣传的中心词、关键词。

抗战胜利至“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爆发，这短短9个月中，钱素凡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政论，大力宣传和平、民主的政治理想──“现阶段世界上的集体民主主义，逐步地走上世界大同的大路；对国内即刻弭灭内争，实现团结统一，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以中国之富强，切实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所谓“集体民主主义”即基于“明日之世界是集体生存的，政治地理有集体安全之区划，民族生存有自尊性，尊他性”等事实与理念，主张“运用集体的真正人民的力量”纠正国际社会的各种不公不平，从而，以推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民主，来实现和维护世界永久和平。而钱素凡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则根据“历史之进程，中国亦须向社会主义之路阔步迈进”的社会发展趋向，不同凡响地指出“民族主义之敌人为侵略主义、民权主义之敌人为狄克推多主义（英语“专制”音译）、民主主义之敌人为独占的资本主义，故三民主义实不能与法西斯同戴天日；民族主义的政治远景为世界主义，民权主义的政治远景为无政府主义，民生主义的政治远景为社会主义。惟三民主义即是此等主义之实行，此等主义即是三民主义之理想”。由此可见，钱素凡是一名理性的、卓越的人民民主政治宣传者。

钱素凡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又是一位人民利益和人类事业的捍卫者。他热爱人民，视人民为老师，认为“人民之上再不容许有他物”。他挚爱真理，坚信太阳般的“真理之光是不灭的”，而“一个曾经研究过社会科学而相信真理的人，是不会对着乱世而震恐的”。在钱素凡的诗文中，他将英勇抗战的新四军指战员比喻成角斜镇银杏村上的苍鹰，称为“可纪念的人”；他将中共地下党员作为诤友和战友，把爱生送往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他遵从地下党组织指示，成为“三一八”游行请愿队伍中唯一一名中学教员，并在斗争中朗读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颂诗》。他站在人民和真理的立场上，提醒中国共产党“尊重国民党过去的光荣历史、现在领导建国的重要地位，尽力为国家民族利益设想，勿以暂时与国民党合作作为乘机扩展自党势力之手段，亦勿以长期与国民党携手牺牲自党政治理想之下策”，从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发挥了一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特殊作用。

钱素凡崇尚理性，追求真理，更是一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殉道者。面对残酷刑讯，他大义凛然，痛斥顽凶，被敌人割去左耳、刺破胸腹、投入长江，献出了35岁，短暂而光辉的生命。钱素凡既是名理性的诗人，又是位感性的哲人，诗情哲理有机融合，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