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拥抱AI，支持AI，应用AI，充分释放城市创新潜能，是新时期赋予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契机。
“杭州六小龙”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爆火出圈，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等新技术深刻改变着当今城市的经济与社会面貌，也让各城市对抢占新科技产业革命高地的紧迫感空前上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二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较2023年上升一位至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谋划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城市政府要转变观念，要建立多层次创新平台，构筑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优化“营商—宜商—创新”环境，支持更小、更灵活、更具试错精神的创业团队成长，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
下一个DeepSeek可能出现在哪里？杭州究竟做对了什么？各城市应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创新生态？日前，《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曾刚，探讨面对新科技产业革命，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创新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站在“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谋划的交汇点上，科技创新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关键命题。面对创新这一关键命题，当下各城市如何培育创新环境？
曾刚：培育创新，城市需要制度、政策、空间、服务的设计，有效组织资源，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从行动主体看，要主动从“行政发力”转变到“平台共建”。过去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经营主体相对简单，城市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集中配置资源，但新时代具有创新主体多元化、产业迭代速度快的特点，需要建立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风险资本、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平台。如浙江省杭州市城西科创大走廊，汇集了浙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2个大科学装置、5家浙江省实验室以及众多科技孵化器、科创园、特色小镇，杭州市政府精心打造了极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圈，形成了从之江实验室的源头创新到阿里云谷的产业转化，从梦想小镇的草根孵化到海创园的海外人才磁场，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推广壮大的完整创新链条，成为杭州“六小龙”成长壮大的沃土。
从服务重点看，要从“大项目招商”转变到“多层次科技孵化”。城市政府应适时调整传统“大项目招商”思路，根据新时期人工智能领域初创企业规模小、技术先进、抗风险能力不强的特点，为初创企业提供保姆式孵化服务。杭州市政府依托杭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构建“政府引导基金+社会资本”模式，提出“三个15%”科技投入政策，推出“3+N”产业基金，吸引高瓴、红杉等设立专项基金，强化了“产业成熟度—资本回报率”正反馈循环。2024年，杭州共有独角兽企业24家，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列全国第四。
从网络结构看，关键是从“条块分割”到“跨区域协同”。跨地域政产学研用金一体化是实现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安徽合肥量子信息产业发展壮大、发展离不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厚的科研底蕴、安徽省和合肥市政府对量子科技企业“一院三平台”的专项资金支持，以及与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紧密的创新合作。截至2024年9月，合肥量子产业链企业超60家，核心企业近30家，占全国1/3，“量子先导区”初现端倪。
改变“资金+地块+优惠”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AI革命如何深刻影响城市治理与产业政策？
曾刚：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爆发后，一切可能被重新定义。城市不但要考虑管理或监管问题，更要考虑“AI如何成为新增长点”的问题。
AI赋能城市治理，意味着服务型政府的进阶。在杭州，智慧治理因亚运契机而深入人心。无论是“城市大脑”还是数字化协同平台，均已在交通、安防、政务审批等方面成功应用。但随着AIGC（AI生成内容）技术普及，城市政务服务更具交互性。杭州市政府已经提供“AI客服+人类客服”双轮驱动的政务咨询，一键解析审批流程和相关信息。这些智能咨询服务深受市民和企业好评。
同时，AI技术在公共安全、交通、政务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正使城市治理从“数据可视化”迈向“智能决策”。过去大多是被动地搜集数据、运行模型，如今可利用生成式AI进行交互式的分析与反馈。各城市需要重新审视技术与隐私、场景开放与风险管控的平衡，尽早开展隐私保护和伦理等方面立法研究，以有效保护大数据资源和公民个人信息。
从工作重点方面看，需要从落地扶持向创新驱动转变。新的AI时代要求改革城市产业政策，改变过去“资金+地块+优惠”传统做法，重视云计算中心、超算中心、边缘计算节点等基础设施建设。安徽省布局“1+4+2”算力枢纽，涵盖通用计算、智能计算、量子计算和超算；杭州升级算力基础设施，为本地AI企业提供更低成本的训练环境。多元场景开放方面，AI模型需要大量实际应用场景验证和迭代，政府是最大、最复杂的场景提供者。合肥、杭州、上海等城市纷纷向AI企业提供城市管理、医疗健康、智能制造等垂直领域的“真实数据+应用空间”，帮助企业以较低风险孵化出成熟解决方案。产业链联动上，AI不仅是软件算法，还涉及芯片、材料、封测等硬件支撑。上海以集成电路为抓手，苏州夯实封测与第三代半导体，合肥重点突破显示技术、量子通信等，共同构筑“硬核+算法”生态圈。
“留得住、长得好”
《瞭望东方周刊》：从“营商环境”到“宜商环境”，再到“创新环境”，如何理解中国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
曾刚：过去20年，各城市在“营商环境”层面的努力集中在优化审批、简化流程、降低企业开办成本上，能让企业“进得来、活得下”。但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需求增强，企业已经不再满足于办证方便、政策优惠，而是要让企业“留得住、长得好”。这就要求城市政府重视“宜商环境”建设，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综合金融服务、人才安居、数字化政务服务，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了推动城市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仅仅“宜商”还不够，还要升级为“创新环境”。综合多地实践经验，首先要注重制度宽容度，对前沿技术适度包容，加快制定包容性监管规则。深圳、杭州在无人驾驶、无人机、低空经济等新领域多有先行先试。其次是多层次的资本与孵化生态，技术型创业往往前期投入大、周期长，需要天使基金、VC/PE、产业基金、创投联盟等全面协同。江苏、安徽多地尝试在政府产业基金之外，引入社会资本形成“联合基金”并推出“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工具，为硬科技企业解决融资痛点。最后是跨学科人才与生活配套，城市需为创新人才打造舒适宜居环境，包括优质教育、医疗、公共文化场所，同时要关注第三空间（咖啡馆、创客空间）的营造。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看，城市如何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更加包容、开放和高效的发展土壤，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曾刚：具体来看，建议重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跨地域“创新联合体”。长三角地区发起的G60科创走廊、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创新联盟等，都推动了跨城市、跨部门的协作。2024年6月，长三角成立首批12个创新联合体，涵盖汽车轻量化、人工智能金融安全、生物制药等领域，通过市场化、资本化方式统筹区域科创资源，编织创新合作网络。城市创新发展难以通过单个实验室、单个企业单打独斗来实现，必须借助区域创新共同体。可以通过设立形式多样的创新联合体或示范区，促进高校、研究机构、龙头企业、初创团队融合共创，通过联盟的方式，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和科研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前沿技术快速实现产业落地。二是建设应用场景先导区。对新技术而言，能否尽早进入真实应用场景是关键。量子通信、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物流都需要城市在政策、资金、基础设施上给予特殊支持和应用场景支持。如果能以“先导区”或“示范区”形式，为技术验证提供真实环境，既能推动技术进步，也能降低企业风险。合肥的量子先导区通过政府引导资金、配套园区与研发平台，集聚核心企业30余家，让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企业营收不断攀升。上海张江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国家实验室与苏州、杭州的应用场景对接，共同构建完整产业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是丰富、优化公共服务内容。对创新人才而言，工作与生活环境质量同等重要。城市应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下功夫。此外，还需为创客、科学家等搭建丰富的社交与人文空间，如科技主题沙龙、创意市集、国际艺术与体育活动，才能形成富有创造力的城市文化环境。好的人才环境不仅是薪资和补贴，还有城市的文化氛围与公共服务品质。四是提高政务服务与数字化治理水平。从“最多跑一次”到AI审批助手，从统一政务数据开放平台到跨省通办，长三角在数字政务方面成果丰硕。为了进一步提升初创团队行政办事体验，应该尽快推出“一网统管”“一网通办”2.0版，提升智能化审批与个性化服务水平，将产业奖补、研发补贴、人才补贴等流程化、在线化，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提升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对高科技企业尤其是“硬科技”领域企业，应结合政府产业基金、社会资本和风险投资，构建多层次的融资支持体系，推动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等金融创新。改进一次性财政补贴方式，采用“后补助”“成果奖励”“场景采购”等多种方式，激励持续创新。
据《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