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棉花贸易辐射广袤
掘港地区多为夹沙土,肥力较高,适宜种棉,一般实行水旱轮作,粮棉轮作。清光绪末年,废灶兴垦,种棉种粮,使棉花成为当地的大宗物产之一。据记载,民国4年到6年,大豫、华丰两垦植公司共投资190万银元,在掘港东南开垦经营土地15.8万亩,籽棉年产量达16.9万担。解放前,劳动人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产力被严重束缚,技术极为落后,棉花的产量和质量都很低。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棉花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棉花产量大幅度上升,如东也成为全国闻名的重点产棉县之一。
棉花生产的发展,带动棉花贸易随之兴起。民国6年,掘港地方知名人士叶石芗曾开办公益公司收购棉花,全年输出棉花6万担。民国18年,南通大生纱厂、海门三厂等纺织厂,直接到掘港设庄购棉,掘港镇的大小花行随之也相继建立,规模较大的花行有8家。当时棉花大多由花行收购,然后运销南通及京沪(现宁沪)线一带。日本侵占掘港后,大肆掠夺棉花资源。日伪在镇上设立江北公司,全镇各花行所收棉花皆归江北公司统购。镇上一些不法商人依仗日伪势力,借助江北公司资金,在掘港办起新大花行,下分设5家花行,帮助日本侵略者收购棉花,压级压价,剥削棉农,大发国难财。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政府在掘港创设公营皋东商店,同时在掘港镇弹琴桥旁开设隆茂收花处收购棉花,对解决市场和人民军队的需要,发挥了作用。解放战争期间,掘港地区的公营商业活动一天也没停止。他们将解放区的棉花、生猪等物资收购起来,运往上海、南通等白区出售,换取黄金与银元,然后购回解放区军民所需要的物资。
明清时期,掘港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农家闲时纺纱织布,所织之布称为土布,又叫尺布。全靠农民脚踏轧花车轧成皮棉,用弹花弓弹松后裹成棉花条,再用手纺纱车纺成棉纱,然后用木制织布机织成土布,几乎全是分散的手工操作。民国3年创办的私营掘港矅宾发电厂,装有引进的动力机和发电机各两台。之后依靠发电厂的电源,大豫盐垦公司于民国6年附设简陋的轧花厂,这是如东轧花工业的萌芽。1950年,上海棉花业同业公司钟百川与上海新昌棉行老板,组织股份,筹集资金,将太仓县浏河义丰轧花厂的部分皮辊轧花机及小型动力设备迁到掘港,在掘港弹琴桥旁开办原棉加工厂,当时有职工250人,季节工200人。厂房44间,主要轧花设备有62台,同年9月开始生产,代棉垦局加工保种皮棉7000担。开工两年,严重亏损,濒于破产,后由县供销合作社总社租赁经营,更名为供销合作社棉花加工厂。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掘港人洗脸开始使用人工织制毛巾,又称高丽巾,质地粗软,但耐洗经用。渐被针织毛巾取而代之。光绪年间(1875—1908年),掘港镇已有京广杂货店从外地采购毛巾、围巾及汗衫背心等棉纺织品在本地销售。货源出自上海、广州等地。清末至民国初年,布店统称京货店,掘港镇较大的京货店是德昌祥京货店。该店店主李养庭,原籍镇江丹徒,太平天国时期迁居掘港,创业之初,经营土布、洋纱等棉纺织品,后规模做大,布、麻料、丝绸等棉纺织品一应俱全,加之资金雄厚,店面气派,与大中城市商家有正常的业务往来,成为掘港商界中的佼佼者。掘港竖街上的开泰永绸缎店、砖桥西的同泰福京货店,牌子老、店址好、品质高、百姓信赖。此外,掘港还有俞伯记京货店、施家京货店、李家布店、顾家布店、杭家布店等棉布店号。与布店有关的还有染坊,旧时有不少人的衣服是用手工织的白色土布缝制,常运到染坊去染色。旧时,掘港正街有朱家染坊、竖街有樊源隆染坊。掘港还有多家衣店。有的专营衣店,如马褂儿店,专卖马褂儿、大小褂子。棉花店专卖棉褂、棉裤,皮草店专卖皮装,绸缎绣衣店专卖绸缎绣衣。还有一些综合型衣店,掘港当时较大的衣店首推刘复裕衣庄。该店有三间大架梁的大店面,常年有三位裁缝师傅坐店为顾客量体裁衣,做工十分讲究。此外,较有名气的衣店还有汪锡九衣店、三合兴衣店、蔡家衣店等。掘港还有专一的帽子店。最早的帽店是瑞丰铭帽店,店主何简能于太平天国时期从南京来掘港经营帽店,清末民初该店师傅林培元所制作的花式帽,很有特色、人见人爱。此外,掘港还有明民帽店、冠生华帽店、孙兴泰帽店、管家帽店等较有名气。上世纪30年代中期,掘港镇棉布业出于共同利益,曾建立同行业联合组织(同业公所),具体有:京货业公所、花布业公所、土布业公所。掘港解放前夕,商业萧条,加之棉纺织品货源紧缺,列入国家统购统销行列,多家商贸店铺歇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