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健

　　星期天，翻开陈旧的影集，一张泛黄模糊的高中毕业照，又勾起我往事的回忆，思绪一下子回到了40多年前，回到和同桌周正相处两年的高中生活……

　　1978年的秋天，我从如东县石甸公社一大队农中，考入新乐公社景安中学读高中（当时的新乐公社后来更名为景安乡，区划调整时并入现在的河口镇，但景安中学还一直保留着），入学时高一年级4个班，我和周正分在三班。第一学期期中根据考试成绩重新分班，我和周正等4名同学分到二班。以后又分了几次班，但我和周正一直在二班，而且从高二开始和他同桌，直到毕业。

　　周正虽然是学校所在地的新乐公社人，但离学校很远。因此高中两年，我们不但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且在同一个寝室住宿、同一个食堂就餐、同一盏灯下晚自修，课后一同津津有味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干儿、玉米花、炒蚕豆等食品。我们常一起讨论作业，一起打球活动，一起憧憬未来。周正给我的印象：为人正直，学习刻苦，作业认真，字迹工整，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我们那一届同学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没有上过幼儿园。上小学后教育部推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培养“又红又专”等人才政策。五年制的小学，有三分之一时间“学工学农又学军”，其间还经历过“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两年初中，适逢“防震抗震”、毛主席去世以及之后的深揭猛批“四人帮”。两年高中，虽然我们很努力，但由于文化底子薄，考大学没底气，对未来很迷茫。记得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考不上大学，还有当兵这条路可走。

　　1980年夏天的那场高考，我们所在学校只录取了5人，我和周正毫无悬念被挤下“独木桥”。作为80年代首届高中毕业生，我们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毕业后，家庭条件不错的继续复读，城镇户籍的通过各种途径参加工作。我和周正都是农村户口，没有逃脱“修地球”厄运，开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劳动，但又心不甘情不愿的“一茬稻一茬麦，一直种到胡子白”。参军入伍已成了我们农村青年“跳农门”的唯一选项。

　　周正比我大一岁，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秋天，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如愿以偿地应征入伍。毕业时我们互赠留言、互留地址，可他参军后一直未给我写信，我以为他到部队新兵训练紧张没时间写，或者是到部队后一定在抓紧业余时间复习功课，待来年考上军校后给我写信，让我惊喜。

　　一年后，我在公社举办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员培训班学习时，听说周正在入伍后不到三个月的一次军事训练中，因训练事故不幸牺牲。这一噩耗让我如五雷轰顶。说好再过二十年我们相会，可分别不到两年，就天人永隔！

　　原来，周正入伍后分到河北某部新兵连，他积极肯干，军事训练项项冒尖，还被选拔参加新兵汇报表演。可天有不测风云，在某次爆破项目演练时，他点燃的炸药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爆炸，他迅速返回准备检查，炸药包却在瞬间爆炸，他被炸得满身是血、面目全非。虽经师部医院全力抢救，还是未能挽回周正那17岁的生命。

　　周正虽然圆了“军人梦”，但由于要到新兵结束后，才能配发军人标志的帽徽、领章，因此他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根据有关规定，部队和地方按“因公牺牲军人”对周正的亲属抚恤补偿，县政府还将周正在生产队务农的哥哥，安排到县办大集体当工人。

　　两年后我也参军入伍。虽分在部队农场，但我以周正为榜样，勤奋好学、吃苦耐劳，一年半入党，五年后转为志愿兵。服役14年后安置到银行工作，过上儿时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生活。2000年，我在农发行如东县支行工作时，曾想利用下乡查库的机会看望周正的父母和哥嫂，可直到调离如东均未如愿，回想起来深感遗憾！

　　40年前的今天，曾抱着“光荣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理想的十六七岁青年，现都已步入知天命之年。在城里工作的同学有的已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有的已成为腰缠千万的企业主。即使没走出农村的那些同学，也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住上楼房开上小车，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

　　我们相遇在1978年的秋天，分别于1980年的夏天，我们一起仰望星空的日子再也回不去。有些事有些人，一旦发生，就会留下印记，无法忘记。40年后的今天，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希望记忆中的周正，在天堂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