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从周

枕书在京都生活已逾十年，家中设施依然是一应从简，除去书和书架之外，几乎可以拎包即走。在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依然保持这么强烈的客居感，在一般的见解里确有点匪夷所思。2016年，她搬到北白川畔的居所。房子有内外两间，比从前的一居室宽敞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也被与日俱增的书占满。室内只留下必要的行走通道，像茂密山林里的动物小径。书架之间的空隙，除她自己，谁也没办法平安进出而不碰翻什么东西。作为家属的我，每次回来都要为无处下脚而抱怨几句，然后在她的指挥下，从被炉旁的书堆里挖出一个散兵坑，把自己小心翼翼地塞进去。

这种一身如寄的生活，倒是意外地契合了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描述的一种状态：“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

枕书写关于京都的书，此前有《京都古书店风景》《有鹿来》《京都如晤》《松子落》《岁华一枝》，《春山好》大概算第六本。如此重复地书写一个地方，恐怕难免让一些读者生疑。京都风物再好，也应该有观止的时候。我想或可代为声明的是，一则京都就是她生活所直接经验的空间，是她汲取、审视和思索的所在地，并非也不必刻意图之；其二，这本新作在我看来，是有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松子落》中已有所表露，《春山好》则可以视为这一转折的节点。

如果说枕书早期对京都的写作中，她带给读者的更多是对京都风物、人情、饮食、草木、文化种种的细致描摹，极尽古都优雅、细腻、温和的特点，那么这本书中，她已经触及到此时此地更加复杂的层面。她以一种更加尖锐的审视，去追问一个精神自由的人，尤其作为一名女性，在当下所面对的现实与困境。京都在这里的意义，早已不是“鸠居堂的香”“南禅寺的红叶”“宗忠神社的紫藤花”之类纯粹的、旅行者眼光的审美对象，而是这场审视和追问之旅的现场。这些书写，过去大多隐藏在东邻传统而精致的外表之下的、晦暗而不可言说之地。日本的富足和彬彬有礼，加上与中国文化上的相近，确实很容易让游客把它想象得完美。但在如此表象之下，这些潜藏的暗潮也是它的多重现实。对它们的解剖，并非局限于此时与此地，足可供我们对照和自省。

书中写到了我们的韩国友人李时敏先生，他是枕书的同窗，与我也是朋友，我们对学校日益深重的官僚气味有着共同的批判。好几次我到京都度假，他都积极筹划，想给我们安排放松身心的温泉之旅，尽管枕书从未实行。当他得知这么多年来，枕书从来没有带我去奈良看过鹿，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令我十分感动的愤慨之情。

枕书和我的两次韩国之旅，也有赖于他的热诚相助，为我们联系各地的包车师傅。遗憾的是，我们一次也没有去到他所力荐的舒适、享乐的韩国胜地，而是冒着入骨寒风，跑去冬季游人罕至的地方，去探访韩国的书院、古寺和博物馆，采集各种资料。那两次短暂而高强度的冬日之旅，让我们对儒家文化圈中的另一个独特个体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作为中国人，很容易陷入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偏见，将他人看作边缘，把他们的创造视为对所谓“主流文明”的拙劣模仿，这显然是一种狂妄和草率。当我们用心去凝视他们的文化遗产，就不难发现，他们的骄傲和彷徨、激烈和保守中，既有根植于本土的独特创造，又有文化交流带来的改造和吸收，还有历史的深刻创痛。枕书把这部分写进本书的第三章，命名为《新探险》，你会在这一章看到比我的粗糙总结要有趣和丰富得多的讲述。

长年客居，让枕书有了在而不属于此地的独特视角。在此，让她能够发现文化上的秘境；不属于此，则让她的审视有多重参照。她以历史研究的态度，努力探寻着自身和所在土地上生息着的、生息过的灵魂的关系；又用对现实的深挚关切，看到一代人的希冀、坚持、失落和愤怒，看到他们与我们的悲喜相通之处。在直面现实的种种晦暗和艰难之后，依然抱持对知识和真理的信念，仍觉得春山尚好，便是足堪赞美的勇气了。

希望能用这篇文字，为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导读，让我们一起从山脚出发。

2020年4月15日

（本文为苏枕书《春山好》序，刊出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