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一句话激怒一个考古学家——“考古就是合法盗墓。”三星堆又一次成为热门新闻时，电视台报道中连线盗墓小说作者南派三叔，激怒了一大片考古界的意见领袖。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也公开发声，呼吁“摒弃、抵制个别混淆考古和盗墓区别的文学和影视创作”。考古和盗墓之间的戏说、混淆和误解，必然还会继续激怒这些保护和探寻过去文明的人们。下图：根据天下霸唱所著盗墓小说《鬼吹灯》改编而成的电影《寻龙诀》。
考古是一门近代科学
我们要理解考古和盗墓的差别，首先须知考古学是一门近现代形成的科学。
中国古代曾有金石之学，研究古董、青铜器和石刻上的文字。宋代学者吕大临曾著《考古图》，记录当时宫廷和私人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重量，并尽量注明出土地域和收藏之处。但这些都不是考古，充其量是考古学的前身。
今天的考古学被学界俗称为“锄头考古学”，这个俗称点出了现代考古学的主要特征：它不像从前的古物之学是学者们坐在书斋里研究古董，而是到田野去调查、发掘古代人类活动留下的种种遗迹，来寻找研究历史问题的线索和证据。
五四运动时期，已经有一批“疑古派”的学者，如顾颉刚，认为研究中国的历史不能光靠书籍记载，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从考古发掘的证据中寻找答案。
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一般认为是在1921年。
这一年，北洋政府的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并主持考古发掘工作。这处遗址后来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根据发现地的名称，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在那之后，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才在中国真正开展。192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成为中国最早独立进行考古发掘的学者，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之后，李济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殷商的历史被证实，将中国有证据可信的历史从周代向前推了数百年。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后的数十年中，考古学确实从盗墓那里学到了一些技术。比如著名的盗墓工具洛阳铲，至今仍是考古必备的工具；盗墓者观风望气的秘诀中，一些发现古迹遗存的实用技术也被考古所借鉴；甚至一些盗墓者，也被吸收到考古工作者的队伍中。
这些考古和盗墓的纠葛，似乎也为公众对二者的混淆不清提供了借口，甚至一厢情愿地相信“高手在民间”。但自从现代考古学兴起以来，考古就将盗墓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不过二者在技术上到底有多大的差异？
怎样科学地挖坟
科学挖坟的第一步，是陵墓能不发掘就不发掘。
这个考古界的铁律源自1956年的教训。这一年，国家考古队主动发掘了北京昌平郊区的定陵，也就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的陵墓。结果由于保护技术不足、工作不周，大量出土的珍贵文物被损毁，教训极为惨痛。自此之后，中国的考古界不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
现行的文物工作方针，也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简单理解，就是能不挖就不挖。
而后来海昏侯墓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因为陵墓被盗，或者因为基建被偶然发现，不得不进行抢救性发掘。而少数对古代遗迹、遗址的主动发掘，则需要经过审慎的论证和规划。现在大热的三星堆遗址发掘，即属于这一类。
在这里，我们抛开前期复杂的勘探、测量工作，只看打开墓葬或者遗迹之后的“寻宝”过程，就能看出考古和盗墓的天壤之别。
首先是清理填土和淤泥，需要用手铲一点点分层清理出去。如果发现有空洞，需要分辨是否是一些随葬品腐烂后留下的痕迹。如果是，则要灌注石膏，之后清理出石膏模型。清除出去的泥土，还要过筛，以免遗漏细小的遗物。
如果墓室里有保存完好的棺椁，那么要首先清理好顶部和周围的填土，然后揭开盖板，或者将棺椁整体吊出，运到室内进行下一步清理。如果棺椁已经腐朽，则需要注意留下的漆皮、彩绘痕迹，腐朽的痕迹也需要被精心测量。
棺椁中可能发现随葬品，也许是陶瓷、玉石器和金属器，这是盗墓者最关注的，也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墓葬中“值钱的东西”，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竹木、漆器、简牍、纺织物。盗墓者会直接拿走保存完好的器具，并在这个过程中随手破坏。历史上曾经有多次记录，盗墓者为了在墓室内照明，点燃珍贵的竹简当火把。
而对考古人来说，这些看起来近乎破烂的遗存，同样是无价之宝。他们需要用竹签、毛笔一点点清除上面的污物，使它们显露出来。竹简木牍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记录，需要保持原样、整体取出，这样才能不打乱原有的顺序，以便之后整理和研究。同时，湿度必须保持原样，否则很快干枯变形，甚至朽烂。漆器的胎往往已经腐朽成灰，只剩下一层漆皮，则需要清除器具内的泥土，然后在里面灌注或涂抹石膏，才能保持形状。
还有珍贵的纺织物，对盗墓者只是一堆破烂，但却保留了重要的古代纺织技术和艺术信息，有些书写有着珍贵的文献。无论是丝绸还是棉麻，这些天然材料在漫长的埋藏中都早已朽坏，有的一接触空气，就发黑变质，有的一经触碰就碎烂成灰。对这些脆弱的文物，考古人需要和丝织品保护专家一起合作，用更加细腻精巧的方法，一点点分离、提取、装裱保存。
这些器物之后，还有骨骼。骨骼的姿态透露着当时的丧葬习俗，而骨骼上还可能残留着一些饰物佩戴的痕迹、衣物腐朽后的遗留。骨骼上可能存留疾病的痕迹，显示当时人的健康状况，理化分析则可以知道当时人主要吃什么、营养状况如何。
哪怕遗留彻底腐烂，也能够留下重要的信息。1992年，山东临淄发现一座战国时代田齐王族的贵族大墓，除了一批出土文物，还发现了一些木头腐朽形成的空洞，通过对痕迹的提取，考古学者获得了规整清晰的战国时代马车标本，成为研究古代马车技术的宝贵资料。
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考古人还会关注容易被肉眼忽视的。比如花粉、植物的残片、孢子和种子、昆虫的残骸、动物或人类的毛发，还有各种器物的位置、方向，这些都可能会揭示当时的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尚未知晓的秘密。
盗墓寻求财富，而考古追问历史
而即便是对“值钱”的器具，盗墓者和考古人造成的后果，也判若云泥。
三星堆遗址中最受人关注、被视为上古奇迹的文物——青铜神树，出土时是一堆扭曲、锈蚀、破烂的碎片，有的地方被焚烧熔化，有些部位“一碰即酥”。在盗墓者眼中，这些残渣毫无价值。
而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工作者将这些碎片清理出来，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拼接、修复，最终还原出“一龙九鸟十二果”的青铜神树，解读出古蜀人对日月星辰的崇拜，以及当时使用的历法。
湖南盗墓贼任全生转业成为考古工作者的故事是业内佳话，但它还有一个让人痛心不已的前传。1942年，“土夫子”任全生等人盗掘了长沙东南郊子弹库的战国楚墓，取出一批青铜器和漆器，以及一堆有字迹的纺织物。将古董卖掉时，他们以为织物不值钱，随手送给了古董商。之后这堆织物几经波折，被美国人骗走，成为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收藏。这堆在盗墓贼眼中随手送人的破烂，正是我国至今发现最早且唯一完整的楚国帛书，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到这里，相信你应该可以大致理解，盗墓寻求的只是财宝，至于宝藏流向何处、会不会破坏一个文明的古老遗存，他们并不在乎。而在盗取宝藏的过程中，他们更不可能在意历史和文化的线索，随意爆破、挖掘和毁坏，对历史遗存造成毁灭性的损害。比如安阳的殷代王陵大墓，经过了几千年的盗掘，无一幸免，残留的文物极少。如果不是妇好墓幸存，我们至今都找不到可以和文字记载对应的殷代王室墓葬，关于当时的制度、艺术、信仰，乃至饮食习惯，也就无从了解。
而考古所追逐的并不是器物，而是古代所有遗留痕迹背后的历史真相。这些关于真相的知识，往往不在那些被文物市场所定价的“宝物”中。
这些历史的碎片无法被定价，却给我们传来远古的吉光片羽。当这些考古证据次第从泥土中苏醒，诉说着我们的先人怎样宅兹中国、怎样繁衍生息，它们揭示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曾经怎样传承和演变、我们何以成为现在的我们。
而这正是考古永远不应该被盗墓所玷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