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

有学者说，钱锺书在上海期间，“时常与一些老辈文人交往”，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他“与‘现代中国文学界’以及现代学人发生了大概他一生中最广泛的联系与交往。在此之前与之后，他似乎再没有集中见过这么多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钱锺书与这些人在一起，其基本内容，大体一是吃饭，二是聊天。”（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第132、138~13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这些文化界名人的出现，此前我们从《郑振铎日记》《天风阁学词日记》《叶圣陶日记》等文献的记载中已约略可见，《顾廷龙日记》再次丰富了我们对钱锺书在上海时期与文化界交往的了解。

从顾廷龙的日记看出，即使在抗战的孤岛时期，钱锺书与文化界的交往也未停止。上文已提到，钱锺书第一次出现在顾廷龙日记中，是1943年2月19日，旧历年的正月十五，李宣龚请人吃饭：“拔可招午餐，座有陈灨一、夏剑丞、陈伯冶、林某、沈剑知、钱锺书、朱象甫诸人。”（第298页）除正月十五这一次记载，在是年4月和8月份，顾廷龙又记载了两次李拔可请客的记录：

1943年4月4日，“拔翁招食茶点，座有冒鹤亭、夏剑丞、沈昆三、沈剑知、瞿凤起、旭初、顾公雄、叶□□、黄霭农、钱默存。”（第305页）

1943年8月10日，“拔翁招晚餐，座有冒鹤亭、夏剑丞、沈昆三、剑知、瞿旭初、钱默存、叶□□等。”（第324页）

老辈学人中，李宣龚是比较赏识钱锺书的一位。在上海时期，钱锺书是李家的常客，两人时有诗作往来。纪健生《吴孟复心目中的钱氏父子》言：“拔可先生诗名远播，人格可敬，‘主持海上坛坫40年，爱惜朋友，奖励后进，不树宗派’（陈声聪《兼于阁诗话》），所以时贤乐与交往。常于家中置酒高会，宾朋满座，飞觞吟诗，为一时文坛佳话。尤其每逢重九，必聚客酬唱。……钱锺书先生对拔可先生也十分推崇，并早成为硕果亭中的座上客。”1945年，李宣龚在上海举办隆重仪典，庆祝七十大寿，钱锺书也写了祝寿诗，其中有“推排耄硕巍然在，名德无须畏画描”语，足见李宣龚在他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