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1927年5月31日晚六时，南通“各界人士三千余人，皆手执红灯，集合于通海高级商业学校操场，举行提灯会……游行毕，仍至通海高级商校操场而散”。几天后，因驻扎校内的国民革命军离去，曾短暂停课的省第一代师（即通师）及省立七中（即通中）、通海商校纷纷整理好房屋器具，先后复课。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暑假过后，由张謇、张詧兄弟亲手创建且办学声誉颇著的商校却忽然宣布停办。消息传来，令人错愕。

通海高级商校暂行停办

通海高级商校即前通海甲种商业学校改组，历年毕业学生服务于本、外埠实业界者颇不乏人。本年暑假后，校务忽然搁浅，其主要原因乃经常费无着。该校常年费用除学生学费外，省库年拨一千二百元，商会月拨四百元，但实际上省费已四年未发。昨日午后四时，通崇海泰总商会特召集会董特会，讨论此案，结果以日前商市凋疲，商人万难维持，该校只得暂行停办，即日结束。在校肄业各生，一律给予修业证书云。

——1927年9月3日《通通日报》

随着1926年张謇的离世，由其开创的各项事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举步维艰。按照《总商会议决案全文》的说明，由于上半年南通地方“军事倥偬，商业停顿，达于极点，金融久苦呆滞，商业备极为难”“加之对外所负之积欠为数累累”，商会对下学年经费“全无把握，实属无从再事筹备开学”。于是，1927年9月2日，经通崇海泰总商会会董特会议决,“暂行停办，即日结束”，商校就此宣告解散。

另一方面，自当年5月北伐军抵通，张詧总是心绪不宁。中秋（9月10日）过后，他以旧疾复发赴沪就医为名离通，但不久被定为“土豪劣绅”，继而又遭国民政府通缉，名下实业俱被宣布没收，罪名是支持孙传芳反攻龙潭，对抗国民军北伐。身处如此境地的商校校长张詧，即使愿意再过问校事，想必也是有心无力了。

决定停办商校时，总商会特别会董张孝若正在病中，获知这一消息后，“张氏谓商会对于不能不筹之军事费用再四应垫，而对于培养商业人才之学校，不谋节费续办之法，而决议停办，此举实觉失当”，言语之中对商会卖力为孙传芳部筹款而没能“节费续办”商校之事颇有微词，并指“地方人士目光须看远大，举动须极慎重”，流露出不满之意。

9月6日，商校教职员推代表面见刚病愈的张孝若，“陈述商校关系南通商业人才及停办后学生失学之苦”，并“公议欲继续办理，由教职员设法筹募经费”，还表示要请张孝若出面主持。张当即予以鼓励并首肯，但此后因故而未果。

因商校停办，空置的校园曾被有关方面借用。如1927年11月，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移节来通，“择南门外商业学校原址为军部地点”，而此前“借设商校之县总工会汽车业工会及花纱布业职工会等团体”则均被迁出。次年5月，又有“县公安队一中队……移驻商校旧址”。

学校停办后，除该校教职工外，地方人士在扼腕之余也“曾经数度筹划，力图恢复，俱以经费无着，遂不果行”。最终，在县商民协会棉业分会的推动下，直到1928年6月，复校之事才有了明显进展。

为恢复商校，棉业分会向县商民协会郑重“提议续办商校事”，并列出“造就商业专门人才、得偿商人愿望、杜绝军队及机关借住”等六项理由。县商民协会认为棉业分会所提复校“理由颇有见地……经该会督促，似无推诿之可言，否则何以慰商人殷殷之望”。于是，该会随即召开常务会议讨论此事，并成立复校筹委会，又去函通崇海泰总商会，请求“察核施行”。

总商会接来函后，于6月10日召开执委会，会议“决定实行续办”。为有效推进复校工作，会上又“推徐贯恂、刘叔璜、赵汉生、王翰霄、许伯明五人为筹备委员”。热心于此的俞吉人、张世一、李也中、汪剑云等人获悉后决定趁热打铁，于当月下旬又“联袂往访张君孝若”，竭力助推复校。

7月初，总商会“选定马树人等十一人为校董”。随后，新成立的校董会连日开会，讨论校产及常年经费等事项，又推定王其章为校长，并拟订了招生计划。7月10日，由徐赓起主持第五次校董会议，讨论校董会章程及筹备开办各事：重定校名为南通私立商业初级中学；附设商业补习科及店员补习班；议定收费标准。校董会还议决“请商会照拨本年上半年每月贴商校之四百元为开办费，请商会将从前以甲种商校名义报领之沙田二千亩照拨为商校之基产，又请商会将关于商校所有资产账册一并移交校董会接管”。

7月23日起，商校在《通通日报》发布招生广告，明确招生名额为“初中一年级四十五名、商业补习科五十名、店员夜班五十名”，分别为三年、一年、一年毕业。随后，于28日、29日两天完成考试，30日便公布了录取名单。在众多有识之士与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番积极筹划和充分准备，停办一年的商校终于得以恢复，如期开学。

1928年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当晚的各界提灯游行仍为“集合商校后出发”，引人注目的是，在游行队伍中，又出现了整队行进的商校学生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