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当年，顾飞雄等人南渡长江，率众上沙，在常熟、江阴人的“家门口”强势围垦，已令南岸官民如鲠在喉。后因排水等问题致矛盾升级，更让对方急欲并吞而后快。诸多因素的存在，便引发了通常两地关于刘海沙的两次改辖之争。

一是由水利纠纷导致的移辖风波。

话说以常通港划界后，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两地纠纷，但并未能从此相安无事，“两地居民，时生畛域之见”。

报载，“民国六年间，段山北夹海坝成立，常境积水假道通境”，刘海沙百姓初亦未曾拒绝其借道排水，但后因常境排水量增加，致“通境各港附近遭淹没、冲坍之患”，其中，仅通境“十一圩旁坝田被水势冲激，悉数坍入江流，损失不下百万”。从此，因通境阻塞排水出口而引起的水利纠纷便常有发生，虽经省、厅各级协调，终无法解决。

1929年春，矛盾进一步激化：通人筑坝堵塞十三圩港，“致常熟三干河（按：又名西界港，原为恤菁沙、登瀛沙之间的流槽，于1928年开挖成河。1985年在港口所在的锦丰登瀛村开通汽渡，距北岸港口约7公里）无从宣泄”。“为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地改变长期被动的局面，常熟县沙洲市行政局长刘公泽朦请县长卫彬，于1928年冬呈请省民政厅等，以倘能将常阴沙“尽归常熟管辖，以后联络一气，阻力可免”等由，请准移转管辖权。

刘海沙民众对此表示“势难合作”，遂列数历史关系、风俗语言、往来交通、自治治安、纳税权义等六大理由，以及此举有违变更管辖区域“国家须先征求民众意见”之程序等因而激烈反对，还扬言若不能正当解决，将依次堵塞十三圩之外的其他港口。南通社会各界也坚拒移辖，当即“会呈民政厅，陈述此次水利争执不能因该沙移辖而消灭”，并“组设各界维护沙区委员会”。同时，在剧场召开市民大会，吴浦云、程宗棣相继报告力争，继而通过《反对刘海沙改归常熟管辖之议案》，并电请政要叶楚伧、钮永健和关键人士缪斌（省民政厅厅长）、王柏龄（省建设厅厅长）等主持公道。县长施述之等县级行政长官、全县21区行政局长（按：即区长）也分别联名致电省政府表达立场，还联名发文驳斥常熟呈文，县建设局长熊育衡等代表又分批赴省进京力争，并作“以罢教、罢市为最后对付”之准备。经过沙区和南通各界持续半年的抗争，终以省政府第二〇四次委员会议“决定仍属南通管辖”而落幕。

二是因江防需要引起的改辖之争。

1946年9月，因剿匪需要，省府会议“以第一绥靖区因临时江防关系，划通属常阴沙改隶常熟”。事先毫无迹象，事后才从报纸上获知该消息的刘海沙各界，立刻组织了“反对本区改辖常熟委员会”，刘海沙三万民众也主张“仍辖南通”，除由代表“再电绥署、省府收回成命”，表达“全区人民决倾其生命财产誓死力争”外，还在报章发表宣言，明确“反对改辖，不达目的不止”之意。南通县各界人士施述之、张敬礼、陈石泉（刘海沙人）、于敬之等人及县教育会等社团亦联名电省，“请顺民意，收回成命”。

时任常熟县长潘一尘准备趁热打铁，很快就亲率百余人“强图接收刘海沙”，南通县第五区区长赵以拔以未奉县令予以拒绝。

面对南通方面的请愿，省主席王懋功以“常阴沙孤悬江中，辖由数县，以致奸匪利用”等由复电南通各界：“暂无更改余地”。为此，南通各界又推派县参议会议长钱笑吾等为代表，面谒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后又致电内政部，“请准免刘海沙改辖，以安民望，以免纷争”。终于等来了李默庵复电“仅就江防上令常熟县临时派队维持”，就此宣告“常熟县政府（接管改辖）任务取消”。

1949年1月，国民党南通地方军政长官感知到大势已去，就在当月，国民党南通“县府重要文件已迁往刘海沙”。至2月2日，第一绥靖区南通指挥所指挥官顾锡九等均退至常熟，南通县政府暨部分地方团队亦移驻常阴沙。2月5日，南通县全境解放，随即划出城区、天生港、狼山镇、唐闸及城郊设立南通市，余为南通县，县治移往金沙，刘海沙仍属南通县。

1950年2月，常通港以北原南通县管辖的刘海沙被划归常熟县（1962年，划常熟、江阴部分地区成立沙洲县。1986年，撤销沙洲县，设立张家港市），从此，南通飞地刘海沙彻底脱离母县，常阴沙分属两地75年的历史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