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20世纪成就最高的历史学家里，有两位陈姓人士，即陈垣、陈寅恪。

一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本来拟名《钱柳因缘诗释证》（可视为《元白诗笺证稿》之续），是更切合著作的主题和内容的。可能考虑到钱谦益是“汉奸”，出现在书名里太碍眼，才改作今名，让柳如是独自“撑场”。但论效果的话，《钱柳因缘诗释证》作为书名未免学究气，突出“秦淮八艳”之一的河东君，倒是比“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钱牧斋更能吸引眼球的。（孟森有《横波夫人考》《董小宛考》，也是直奔主题，径以明末名妓为论文题目。）

陈垣治史，最重史料，是真正的史实学派，但他指导学生，总要强调文章的写法；他也很重视文章的标题，认为起标题应求醒目，能引人入胜则更佳。他曾写过一篇《切韵与鲜卑》，因为《切韵》的编者陆法言和笺注者长孙纳言都是鲜卑族之后——他对这个题目很是得意，还专门向此道的专家周祖谟“隆重介绍”过。

“史学二陈”，都算是标题党呢！

二

“史学二陈”都很重视史料，但相对来说，陈垣更重视系统、全面地搜集史料，即所谓“竭泽而渔”；陈寅恪则更重视关键史料的理解和运用，也更重视对新史料的挖掘。

陈寅恪对新史料有个著名的看法：必须熟悉旧材料（一般性材料），才能真正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往往是片断的，必须了解旧材料构成的史实轮廓，才能理解新材料的性质和意义。这其实卑之无甚高论，但确是极重要的经验之谈。

打个比方，新材料只相当于一幅历史拼图里的个别碎片，必须对历史拼图的轮廓有大致的了解，能依据旧材料拼出大致的图案，才能够将新发现的碎片放到拼图中的恰当位置。有时，新材料能有画龙点睛之用，使原来的死材料变为活材料，使史实得以连成一片；但更多时候，新材料并没有自足的价值，只能为旧史实增添一点细节而已。

当然，无论史料增加了多少，永远也是不够的——不可能恰好拼出一幅完美无缺的历史拼图来的。如何理解和使用史料，终究需要我们的“脑补”能力。

就是这样，使用史料的能力，其实就是我们对史料的“脑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