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纲

1966年至1975年，我插队到如皋县搬经公社严桥大队。十年农村生活中，经历的一些小故事，至今还令我感动。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当年搬经的区社干部。如今，他们有的已届鲐背之年，有的已溘然而去，但是他们的美名依旧，精神尚存。

区委书记“做客”我家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正是夏收夏种季节，烈日当空，酷暑难熬。一天中午，我刚从田间回到知青屋中，一位敦厚淳朴的长者，身着半旧中山装，头戴草帽，身挎一只草绿色书包，踏进了门槛，古铜色的脸上挂满汗水。这不是区委陈文翰书记吗？我连忙打招呼。

陈书记落座后，先仔细地询问我的劳动和生活情况，再说明来意：原来书记是来讨热水喝的。他从绿书包里拿出旧报纸包着的两只烧饼。我用盛饭的粗瓷大碗，从热水瓶里倒出隔夜烧的温开水，双手递给陈书记。陈书记一边致谢一边笑道：“我猜想，知青家里有开水。”

一位区委书记，领导着五个公社的“一把手”，没有一位区社领导陪同，也没有一位大队干部做伴，年近六旬，只身一人，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到基层了解“三夏”工作的真实情况。一碗温开水，两只冷烧饼，这就是区委书记自带的午餐！教我推车的“老农民”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如皋县委、县政府发出“治沙改土”的号召。我所在的生产队地处焦港河畔，在搬经、加力、常青三个公社交界的地方，尽是“高沙土”“龟背驼”。全队老少奋力平田治沙，努力实现旱改水，志在拔穷根。

麦收刚过，我们抢时间平整“坏五亩”，这是一块高低落差五六十厘米、既保不住水又蓄不住肥的坏田。晌午时分，公社谢翼飞书记带着几位干部来到田头检查工作。此时，我推着平头车，上面装满了土垡头，足有二三百斤重。小车沿着软绵绵的车槽歪歪扭扭地前行着。谢书记三步并作两步走下田来，轻声说：“小伙子，让我来试试。”说着，他卷起裤腿，将车鞭子套在颈上，熟练地推起车子。回转时，谢书记一边用大锹铲去车槽两边的软土，一边指导我：“步子尽量和车轮合拍，腰要向前倾一些，才使得上劲。力气小，车上少装点土，轻来轻去，一样有效率。”他的指导，句句是行话，这分明是一位“老农民”的经验之谈呀！我顿时如沐春风，倍感亲切。

那年头，肥料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公社党委号召大家积肥造肥，谢书记身体力行。他和普通社员一样，备了拾粪的簸箕和铲子，只要有空，起大早背起工具到处捡拾鸡粪和狗粪。书记拾粪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时隔几十年，仍有老人们常常提起。

红红火火的“光杆司令”

1966年末春节前，磨头区文化站丁邦和站长，找我到站帮忙几个月。丁站长是搬经人，他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凭着对如城文化站的印象，我认为磨头区文化站肯定条件不错。谁知，磨头区文化站设施简陋：三间小红瓦房子，宣传室、接待室兼宿舍，门前的一块水泥黑板不足三平方米。红房子西边是一个简易会堂，竹搁子，泥地面，土台子，二十来排木棍做的“凳子”。这可是一个多功能厅：放电影、搞演出、开大会。至于生活，困难颇多，吃饭要到相距二里的供销社食堂搭伙，常因误时吃不上饭，只能啃脆饼。喝水，要靠邻居农民帮助。

然而，文化站的任务繁重。担负着磨头、桃园、大明等几个公社的文化宣传工作，尤其要配合刚建的磨头机场搞好军民联欢活动。一头要完成县里布置的工作，另一头要配合区社的中心工作，算得上“千根线一根针”。一摊子事情，仅丁站长一个人，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可是，丁站长却把工作干得红红火火。那年春节，接连半个月，文化站每天晚上放电影。磨头机场的解放军战士在一位柯姓首长的带领下，步行来看电影。白天，丁站长邀请到了南通著名评弹演员唐棣、唐桦演出，四乡八镇的农民兄弟慕名而来，盛况空前。演出前，丁站长站在台子上挥手教唱歌曲《别处哪儿有》，激昂的情绪、沙哑的声音，在会堂上空久久回荡。

一天清晨，魏志田县长带队慰问机场部队，专程来看望了丁站长。一边紧紧握手，一边夸奖地说：“老站长，辛苦你了！”隆重的场面、热烈的气氛，饱含了县领导对磨头区文化站工作的肯定。

丁站长的精神，给年轻时代的我，打上了人生的一抹底色。

公私分明的“老新四军”

搬经公社分管民政民调工作的干部周华友，参加过新四军北撤、担任过“乡财经”，大家都尊称他为“老新四军”。黑里透红的皮肤，大嗓门，快人快语，穿一双解放鞋，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和社员家中。他的家就在我们生产队，我知道他的一些故事。

当年的农村生产队劳力紧张。大忙季节，老周有时帮生产队干些挑粪打麦之类的农活，记工员照例给他记上工分。老周知道之后，一定要记工员划去。他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每个月给我工资，就是要我做事的，做点农活，还记工分，这不是重复享受吗？再说，严桥大队是公社让我分管的大队，我本就应该在这儿干活。”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记工员从此不给他记工分了。“老新四军”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这让他留下了良好的口碑，铸就了一生的不凡。